对应。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侠文化的需要，渴望一个救世主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而武侠文化在当代社会如果不演变成为公民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梁羽生曾经在一首新体诗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在年轻人的身上也能看到过去侠士的影子，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学会了独立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侠客形象应该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敢作敢当、去追求自己公民权利和理想的人。
侠客的形象和精神在每一个时代是被人们赋予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象。每一个时代，必须为侠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上世纪战争时期，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战士是彼时期的侠客。而现在，现在的侠士一定不再是劫富济贫的勇猛之士，真正的侠客是公民。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是这个时代的侠士精神。
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起和武侠精神的流传与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大众心理基础密不可分。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对于武侠精神的需求，时代背景和基础的不同，对于形式和内涵的理解也有变化。但这一切，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无法分割。 ★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武侠迷)
傅国涌:侠文化的历史索骥
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分别在清朝末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50至80年代的香港形成过三个高峰。但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形态和大众心理的反射
口述:傅国涌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杨时
清末:“侠”“官”相互依存
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的文化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文化。人们没有公民意识，中国文化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皇权以外的制度想象，面对社会问题时只能在皇权制度的框架下去面对。文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而大众在皇权文化之下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于是逐渐派生出清官文化与武侠文化两个支流。
人们盼望着有一个清官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清官难以解决就盼望出现一个匡扶正义的侠客。所以，那时的清官文化和侠客文化是帝王文化的补充，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在这段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公案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盼望的主角通常是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五鼠等等。但是，这些侠客并非真正的主角，而在他们背后的清官，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展昭为保护包拯，五鼠中最顽皮的锦毛鼠最终也投靠朝廷为朝廷卖命��
这类小说的模式，是武功高强的侠客终要投靠一个清官，受到招安。这些从《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这样的模式，是中国侠文化的起源——武侠与清官互相依存。
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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