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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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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2-5 13:32:28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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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军队便……何事非君，绅权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军阀，如果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做不了皇帝。
也就是说，孔孟等儒家人物用“道统”始终无法有效限制的皇权，却在魏晋时期被那些高门华阀们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短暂的制约。因此，魏晋才能出现那些清高不羁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唐代王维对晋代陶渊明士人气节的讥讽
陶渊明不仅是受人敬仰的“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鲁迅语)，而且是中国士人洁身自好，努力保持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象征性人物。可是，随着士风渐趋堕落，这位在魏晋时期以愤世嫉俗著称的名士，在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眼里则变得可笑，甚至公然讥讽了。
对此，李乔先生曾作专文《王维讥讽陶渊明》加以评介：
……《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写给朋友的信《与魏居士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有陶潜(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
王维所说的《乞食》诗，是陶渊明晚年作品，原文如下：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诗中可见，陶渊明虽然乞食，虽然“叩门拙言辞”，对生活的态度仍然是乐观的，是“情欣新知欢”的，并没有对自己弃官而去的选择后悔。因乞食而“叩门拙言辞”，终究是源于物质层面的窘迫，而“谈谐终日夕”、“情欣新知欢”却是在享受着精神层面的快乐。此外，从“主人”对陶渊明的款待，我们也可看到人们对他的认同与喜爱，这也恰恰反映了他的人格魅力。
但在王维看来，乞食与拜见督邮都是“惭”。他显然是混淆了求助于民(或求助于友)，与助纣为虐、同权贵们沆瀣一气的道德区别，更没有理解陶渊明所坚守的遗世独立、决不向权势折腰的做人原则。当然，他也体会不到陶渊明“情欣新知欢”的快乐。
况且，儒家本来就要求士人具有这样的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王维却说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是“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从士节上说，他显然又本末倒置，颠倒“大小”了。
科举制象征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
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向来不讲原则而讲“变通”，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坚守了。孔子的“死守善道”，在王维这样的文人看来，大约就是一句装点门面的空话、大话。
可是话又说回来，王维的观点尽管庸俗，却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南北朝之后，豪门士族受到打击，势力开始衰落。隋统一中国，隋代两帝有意摧残士族，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又下令以“志行修远”、“清平干济”两科举人；隋炀帝时，再设进士科。从此，开科考试成为国家选任官僚的一贯制度，这也就是科举。之后，续唐宋乃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变化、丰富，而皇权也在随之不断强化。因此，王学泰先生说：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的基础……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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