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题记透露了敦煌遗书来源的信息。写经人是一位法号宝贤的僧人，写经的地点是高昌，也就是吐鲁番。一般来讲，敦煌遗书有两个来源，一是敦煌本地抄写的，二是从外地传入的。这件敦煌遗书就来自于距离敦煌一千公里之外的吐鲁番。敦煌和吐鲁番都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同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两地古代交流非常频繁，所以这件在吐鲁番抄写的经书会带到敦煌。

　　正如这件《贤劫九百佛名品》所展示的那样，吐鲁番与敦煌有着深刻的联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自英、德、日、俄等国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大量从晋代至元代的文献资料，人们称之为吐鲁番文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发掘，也获得了大量的文献。吐鲁番文书涵盖了符牒、籍帐、契券、书牍和四部古籍等多种类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科技及中西交通等各个领域，是研究中国时期高昌、西域和中原王朝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敦煌与吐鲁番同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激荡的重要场所，敦煌遗书与吐鲁番文书有其相似性与互补性，因此学术界习惯将二者并称。

　　本次展览也展出了两件吐鲁番文书。其中一件是阚氏高昌写本《易杂占》。阚氏高昌是460—491年存在于古高昌地区（今吐鲁番）的割据政权，开国君主为阚伯周。高昌居民以汉族为主，国家制度大抵脱胎于汉晋，尊奉佛教。这件文书是1997年清理吐鲁番鄯善洋海1号（97tsym1）墓葬时出土的，墓主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员。这件文书比一般的吐鲁番文书长，共88行，每行约23字。《易杂占》是依托《周易》的通俗化的简易实用占卜书，其性质与易学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属于杂占类。这件文书背面是有关历日与择吉的文献，也是难得的历法史和数术史资料。它与儒家典籍《论语》、《孝经义》一起单独放置，这对于我们了解阚氏高昌时期的易学、占卜和社会风貌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

　　另一件是高昌建昌五年（559）比丘义导写本《妙法莲华经》。这件文书文字与现在流传的通行本多有不同，因此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它是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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