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由以上论述，我想已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多数决的观念和实践，只不过后来时过境迁，渐成绝响，遂如春梦无痕罢了。

西方人多认为，多数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据《多数决原则的历史》）。所以就起源而论，多数决原则恐怕并不算是一种很艰难的发明，它可以自发地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共同体之中，产生于不同的原始民主惯例之中，产生于不同的贵族政治之中。而近代西方文明的最优胜处，并不是它出现了多数决，出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能将民主精神和多数原则这一遗产，从中世纪时代带到了全球化时代，从封建的、贵族的妥协政治带到了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并发扬光大为一种普适性规范性的制度。相反，在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也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向中央集权统治转化的过程中，有限的民主机制或迟或早要被膨胀的专制逻辑消灭，多数决原则也随之烟销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少数决原则，是绝对化的君主意志。

在春秋战国之际，多数决原则在表面上仍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甚至经过了绝对独裁的秦朝，甚至到了帝国政治已然确立的西汉，我们仍能看到多数决的回光返照。而西汉以后，多数决精神似乎就在绝对君权的笼罩下销灭于无形了。

自秦汉以下，宋代在内政上是最开明的朝代，是最尊重士大夫的朝代，士人无论在朝在野，都较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似也较能表现出尊重众意的精神。如宋、金议和时，金国条件苛刻，朝廷上下反对和议的声浪甚高；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载，当时吏部侍郎晏敦复、兵部侍郎张焘等联名上疏：

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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