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有《孟子》“左右皆曰不可”、“诸大夫皆曰不可”、“国人皆曰不可”的意味，是借多数民意向宋高宗和秦桧施压。又如陆游诗《送芮国器司业》有两句：

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所谓“公论”和“众心”，无非是强调多数舆论的重要。可是，尽管宋代仍有一点多数决精神的残余，但那个时代的多数，早已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终究是无从约束那些掌握权柄的少数的。

我对中国古代多数决原则的追溯，暂止于此。

最后，另想多说几句：多数决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可以说，没有多数决原则，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正如海因伯格所说：“多数决原则只是一项法律的便利规则，并不包含内在的伦理有效性。”就是说，多数决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理性”，它并不必然体现民主政治本身。在历史上，多数决可以为古典的君主专制所用，更可以为现代的极权政治所用。极权政治超越于君主专制之处，在于对权力的垄断更强，对个人的控制更多；极权政治不仅不需要消灭作为民主标志的多数决，反而更容易利用它，为绝对独裁披上“一致通过”的民主外衣。

在用陶片投票的时代，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在举手表决的时代，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只有陈少敏一人没有举手；而在近代式的选票制度下，曹锟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因此，没有多数决是万万不能的，但多数决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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