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字大年，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博闻强记，尤长典章制度。下面是《归田录》中一则：杨亿以文章名天下，但脾气很倔，很少跟人合得来。有人背后使坏，到同样好文的宋真宗那里告御状。一天深夜，皇上召杨亿进宫：“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不过，也没什么，只是皇上“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这君臣二人，都很可爱，有点小心眼，但比古往今来政界文坛上无数血腥厮杀好多了。

　　我的直觉是，同是风流，宋人显得从容不迫，晋人则包含悲情与愤懑。这当然是各自生活环境大不相同造成的。说白了，晋人的风流是有很大代价的。乱世中人，其生命感觉一如曹植的诗句——“惊风飘白日”。读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贤的诗文及人生轨迹，很容易明白其“雅好慷慨”、不拘礼法、生性放达，以及追求酣畅淋漓的生活及表达方式，其共同的背景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宋代文人的生存处境完全不同。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开国，到1279年陆文夫背着宋帝赵昺跳海，这三百年历史，读小说戏曲，感觉特窝囊。幼时看小人书，最不喜欢的就是宋代，因为整天打败仗，好不容易出了个岳飞，直捣朱仙镇，眼看着就要收复大宋失地，却遭奸相秦桧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了。我是潮州人，对这些故事更是感触良多，因为南澳宋井、潮阳莲花峰等，都与这段凄风苦雨的历史有关。长大了多读点书，方才明白，宋代并不那么简单。跟开疆辟土的大唐确实不同，宋朝（尤其是北宋）军事上老打败仗，这是事实；可另外同样真实的是，有宋一代文化昌明，特别值得夸耀。1943年，战火纷飞中，陈寅恪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至于李约瑟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诸如此类的好话，还能找出一大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皇上对待文人学者的态度。有个流传久远的公案，说宋代皇帝“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最为大家熟悉的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在阐释礼制时，专门提及《宋朝家法》中的这句话。这个问题很复杂，学界多有论辩。其实，关于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约，自南宋起，史著中就有详略不等的记载。民国年间，张荫麟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颠覆了这个传说。即便太祖誓约不存在，但有宋一代确实不轻杀士大夫，而且明显地重文轻武，这点与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很突出。

　　总的来说，在宋代，读书人不管入相还是居乡，都比较受尊重，得礼遇。而这跟宋代文化昌明有直接的关系。宋人的文学兼修，气定神闲，很令人羡慕。钱锺书《宋诗选注》谈及欧阳修：“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这里就举欧阳修的《读书》诗为例，以见其性情，同时说明宋人的修养是靠持之以恒的读书慢慢积累起来的。我说的是作为整体的宋代文人，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诗人或理学家。此乃长诗，诸位有空慢慢品读，这里仅引其开篇：“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志殊未倦。”学问与诗情不同，需要时间，需要心境，需要阅历，急切中弄不来；但另一方面，学问又是有规矩，可模仿，慢慢积累，便有可能逐渐达到那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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