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刊行《三闲集》，在序言中，鲁迅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并特别说明“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编印旧书就是有闲，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一系列推论，近乎深文周纳，难怪鲁迅很不满。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单页广告中，鲁迅再三予以反驳。鲁迅甚至建立自费印书的三闲书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制作的版画《士敏土之图》，还有苏联版画《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三闲书屋刊行的书籍，大都跟苏联文化艺术相关，一看就是别有幽怀。借用明人张潮的话来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鲁迅不是没有休闲时刻，但“休闲”并不妨碍其提倡“革命”。
跟“有闲”并列的，还有“趣味”，这两者都是成仿吾极力反对的。恰好梁启超就最讲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讲《学问之趣味》中，梁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典型的，莫过于游戏、艺术或学问。为人为学，讲究“趣味”，可以是颓废，也可能极为进取。至于“趣味主义”这个词，言人人殊，褒贬各有道理，就看语境。
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大正视“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很少有谁再去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没有“余裕”，必定著作仓促，文章也不够丰腴。所谓“有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浪费国家钱财；别的不敢说，人文研究确实需要“从容不迫”的心态。如果人们都去追求“立竿见影”，哪来修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让我想起抗战中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读书人需要观察、欣赏、沉思，方能体会“读书的乐趣”。听“成功人士”介绍“经验”：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一概“非礼勿视”。可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学术机器”？人文学者本该感情更丰富，感觉更细腻，身段更柔软，趣味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如今多被训练成了能写论文的“学术机器”，实在可惜。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除了悠闲与自由，还得有个人品位。说“把玩学术”不太合适，显得有点轻佻，但如果是“沉潜把玩”呢？其实，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一点，学问与游戏之道相通——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距离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不少人的“学者”标准，恐怕传统中国读书人，全都是业余性质——可那种“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
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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