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直往前追溯，会发现一些新线索。我最近去英国，看到一些传教士的档案，我发现他们有些人说到这个问题时的口气和“五四”的白话文改革派是一样的。1892年一个在天津的传教士Jonathan Lees说，以后白话文前途无量，而文言是很腐朽的东西，是一些卖弄学问的人在用。而且他的这篇文章总结的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我们现在通常讲近代文白之争，总是拿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当开场白，可那个传教士比他早五年，而且是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当然传教士的动机是要传基督教，所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及负载思想的语言是他们的需要。更早的还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和当时的洋务派比如郑观应等人都有来往，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顾问。他用德文写过一篇论文，提到要瓦解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给基督教腾出空间进来，后来英国人看到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就翻译了发表在1869年12月一份英国人的内部档案上。这些传教士的观点和语气与“五四”学者很相近，而且比他们早了五十年。我们很难说“五四”人是受了传教士的某些影响，因为影响很难证明，而且就算受了影响他们也不一定会承认，所以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他们不谋而合。

　　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一般认为这是白话文正式进入教育体制的标志。那么是不是当时大部分报刊杂志、学校考试都响应号召，改用白话文了呢?

　　胡志德：1920年教育部规定先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普及白话，然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当然不是全国一下子就全部改白话了。但是1920年左右的确是白话文崛起的时代，比如从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的一些文章看，我觉得他们已经十分感受到白话文的压力了。他们在谈文言和白话的问题时好像用的是一种辩护的口气，他们想用文言说服人，可似乎文言本身又没有这个说服力。章太炎还说过白话文比文言文难写，这个说法现在人都觉得很荒唐。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觉得如果要表达、写作，必须完全掌握所有的语言资源，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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