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说，他们西方科学的东西可以用他们的应用文，可文学还是比较丰富、复杂、多元的东西，应保留文言文，他的意思也是把文言保留在文学领域。现在很多人会同意他的说法，可当时不但没有人同意，听都没人听。这篇文章就在他下台前几天发表，以后他在《东方杂志》再也没有过署名文章。所以说，“五四”人对文言文决绝的态度对于了解、掌握中国历史是不太好，这一点章太炎、严复之前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五四”人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危机感太强了，这是客观现象。我不是要说对错，只是要描述一下当时的过程，再看看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以说当时整个氛围还是救亡压倒启蒙，革命的速效药总是比慢慢改良来得令人激动。白话文能够跟西方科学、革命、先进的话语“接轨”，文言文就被套上了腐朽堕落的帽子，被挤出了主流语境。

　　胡志德：说老实话，我觉得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启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启蒙，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启蒙是不是要把传统文化丢掉?后来很多人都忏悔当时的想法，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中国经济好了，各方面都有发展，许多学者都说要回顾历史，注意自己的传统中特别的声音和想法，因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里中国特色没法表达，西方那套东西里没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宇文所安先生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在一篇讲“五四”时期文学史的文章中说，文言和白话在古代各自分属不同领域，写墓志铭一定用文言，写日记一定用白话。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家构建了一种斗争叙事，说历史上文言不断衰落，白话不断上升，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放在了文学史的最顶端。

　　胡志德：这里需要注意一个概念的变化过程。文学这个概念是清末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和范畴，和过去的辞章、小说不同。过去的文学只有不同的文体之分，各有不同功能，所以互不侵犯。而近代的这个文学概念，小说、白话文都可以容纳进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范畴，所以可以随便定义，你可以说文学本来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是白话文等等;而且还有很多论战，讨论文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比如王国维说文学应该是美学，还有人说文学应该是救亡的，这就等于说是需要白话文。改写或者说错写文学在那时很流行，文学是一个新东西，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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