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都是安徽人,都喜欢文学和诗词。另外,当时我在香港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他都看过,所以彼此都有一些了解。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然后又有了机会去纽约市立大学教书,所以我们常常见面。唐先生确实很幽默、诙谐,但事实上他也很严肃,特别是对待历史十分认真,做人也很严谨。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历史。
早报:唐先生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他跟胡适先生关系也很密切,为他作了口述,写了《胡适杂忆》纪念胡适先生,您怎么看他笔下生动的胡适先生?
余英时:他和胡适的关系很密切,他笔下的胡适在许多地方确实很生动,虽然有些描述也不一定准确,但这不是他故意的。比如,他写胡适学位没有拿到,当时的“左派”看到这个论断后,大肆宣扬。后来我研究发现,胡适1917年4月给女友韦莲司的英文信上说,杜威读了这篇论文,很夸奖,其实当时胡适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好,就差出版了,而胡适因为急于回国并没有把出版论文放在心上,所以哥伦比亚大学迟迟没有授予其学位。他回国十年后才在1927年出版了论文,也就拿到了学位。所以胡适的学位问题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这点唐先生可能有些描述不准确。
另外,唐先生作了胡适的口述,两人长期在一起谈话,不过胡适当时的朋友非常多,唐先生了解的胡适也只是一个方面。他对胡适的描述,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有人认为他笔下的胡适太轻薄,过于风趣,所以胡适的儿子、胡适的学生大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台湾的苏雪林教授等都不高兴,苏雪林还写了一本书《犹大之吻》,专门攻击唐先生。但是我觉得,唐先生并无恶意,有些反应过于情绪化了。
早报:唐先生非常尊崇胡适先生,并受到胡适的影响,那唐先生是否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呢?
余英时:唐先生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文化观点上是唱对台戏的,所以唐先生对“五四”可能并不完全认同,他受中央大学的影响更大,因此对胡适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尊崇。但他和“五四”也并非完全隔阂,比如顾颉刚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教古代史,唐先生是他班上的学生,考试成绩第一,我是在《顾颉刚日记》上看到的。可见,唐先生一方面旧学很好,另外一方面他跟顾先生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和“五四”也不完全隔阂。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