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不可能把他的才学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早报：从抗日走过来的唐先生也参与了很多海外爱国运动，比如保钓、对日索赔等。您怎么看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强烈的史学家唐先生？
余英时：作为历史学家，最忌讳的就是两个极端：民族虚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就要训练自己，不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唐先生从抗战走出来，所以他对民族和中国有特殊情感，他有民族情绪，但没有走向极端。“五四”以后，不少知识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如孔子，否定的太多，有时候走到文化虚无的另一极端了。总之，激烈的民族热情和过度的文化自谴，都是真正史学的克敌。唐先生在中国念大学，然后又来到了美国，接受了美国的各种思潮，然后在自己历史研究写作中融合起来，他取得很大的成绩，绝不是偶然的。
早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大陆的海外学者之一，与大陆关系也比较密切。
余英时：唐先生作为史学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为政治变动而随波逐流。他从1979年起就开始往来大陆。他开玩笑说，因为老母亲还在大陆，所以有些话不好说，但绝对不说违心之话。他是位公正的史学家，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
（注:本文采访内容经余先生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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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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