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峡论”是比喻，不能看得太认真

　　早报：唐先生最大成就可能就是口述史，您最推崇的是他哪一部口述史？

　　余英时：我特别推崇的是他作的李宗仁口述和张学良口述，其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新的史料。关于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亲历的历史，有些我们并不清楚，也不见诸文字记载，这两部口述作了补充和澄清。相反，我认为胡适的口述，其史料价值就降低许多，其中并没有太多新的材料，可能是因为我们掌握的胡适材料足够多了。

　　早报：除了口述史，唐先生最著名的历史论点就是“历史三峡论”，您怎么看唐先生的这一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比喻？

　　余英时：“历史三峡论”是个比喻，不能看得太认真，表达了唐先生一种看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观，也不是理论和学说，有一种文学手法在里面。但这一观点表达了唐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愿望，通过重重险阻顺利到达彼岸，给中国人一种希望，是一种乐观的愿望。

　　早报：在学院史学界，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唐先生的史学写作太通俗，也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但他在普通读者中很受欢迎，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余英时：唐先生做了很多史学普及工作，这一工作是时代需要的，他写《晚清七十年》，对于一位专门的史学家来说，每个章节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做专门研究的史学家往往不敢写大叙事的历史，但全面写史是永远需要的。历史普及工作很重要，就像科普写作一样，它可称为“史普”。唐先生的书在大陆非常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大历史观，开了大陆读者的眼界，在官方观点的教科书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

他不为政治变动随波逐流

　　早报：在美国，有一批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华人学者，除您之外，包括过世的唐先生、黄仁宇先生等，您怎么看这些海外中国史学家的学术特点？

　　余英时：从唐先生写史的流畅和气势浩荡来看，我们便确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等优势。他若不在海外，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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