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给学生上中国历史概况课的时候，也慢慢开始使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文资料。为什么我用英文而不用中文的资料呢，因为英文的更开放一些，不太保守，另外有好多有意思的图片。此外，从心理学上来讲，德国人习惯了听别人的声音，如果老听我的声音他们开始不舒服。如果你现在问一百个德国的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有价值吗？一百个汉学家，大部分都会说没有什么价值，我们都不看，这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说，需要另外一个声音。我是德国唯一的声音，敢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其他的汉学家们的观点比我极端，只不过他们什么都不说，都沉默，因为他们怕麻烦。我也清楚，德国读者不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并且我的观点也代表不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要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应该学外语，所以我希望他们多来，多介绍，我也能够重新理解我原来不怎么喜欢的某一个作家和作品，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原来批判的东西。所以我希望现在已经开始的接触和交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李雪涛：“走出去”是说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实际上从德国汉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德国汉学家从一开始就大量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过。顾彬教授在刚刚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就提到，比如李白和杜甫的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由查赫（Er鄄winvonZach,1872-1942）全部翻译成了德文。实际上，德国乃至欧洲始终没有间断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可能“走出去”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亦即中国在中国文化外传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异议，不过有些事情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我认为还是要靠汉学家们。中国的出版社要做的是，联合国外的汉学家，把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而不是闭门造车。另外一点，就是供求关系的问题，有没有需求和市场，打个比方说英国人觉得要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就让英国的汉学家把莎士比亚翻译成汉语，让中国人看。我想没有哪位中国人会看他们汉学家的译本，我们会想，如果我们要看莎翁的书，我们自己会翻译，而不需要你来替我做价值判断。所以我觉得比较恰当的做法是跟外国汉学家坐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做翻译出版的工作，看有没有市场和可能。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顾彬：德国人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古代文化，在那里不少博物馆都会举办中国古代展览，来的人都不少。德文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是德文的中国哲学却一点问题也没有。近一百年以来，翻译成德文的中国哲学经典特别多，质量特别好，影响也特别大。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从我前一辈的汉学家来看也是非常成功，比方说，从前海德堡大学的老汉学家德博（Günther Debon,1921-2005），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诗人，他能够写19世纪的诗歌，所以他知道中国的古典诗歌如何翻译成德语的诗歌。他的诗歌译本卖得特别好，他从《诗经》到宋词，翻译过很多重要的中国诗歌。另外我们还有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他把所有中国重要的长篇小说都翻译成德文了，他的德文是一流的，所以无论是《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到现在还没有人超过他，他就是孔舫之（FranzWaltherKuhn,1884-1961）。但是我们这一辈汉学家有个毛病，那就是我们的德文经常有困难。我们这一辈都受过大学的训练，我们认为只学好中文就行了，不再需要别的。但是一个翻译家最重要的专长不是外语，而是母语。
现在德国有两种汉学家，一是从民主德国来的，一是从西德来的，西德因为受到了1968年运动的影响，我们开始思考德国的过去，从1933年到1945年的过去。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不重视母语，因为这是屠杀者的语言。但是民主德国他们还保留了德文的优美特点，所以民主德国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他们还很重视德语的表达、修辞。从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出，谁是民主德国出来的，谁是西德出来的。我认为，在德国的图书市场，有不少德文很有问题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但同时也有德文水平高的译本。问题是，如果读者看到德文水平比较差的翻译的话，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作家的语言很差，所以中国当代文学不值得一读，可以不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存在这一问题，比如我第一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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