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谈谈研究的方法问题。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的论坛上，有一位中国学者谈到，研究中国文学应该用所谓的中国方法来研究，研究西方文学的话应该用西方的方法，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看法。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最喜爱中国中世纪的诗歌，而我研究唐朝诗歌的时候，用的常常是王国维他们一批中国学者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我自己觉得非常成功。遗憾的是，过去三十多年了，没有一个德国人跟着我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中国中世纪诗歌。现在在中国国内走红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venOwen），他的书都是一流的，我没办法跟他比，但他也跟其他的汉学家一样，基本上都不用中国美学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他的成就很高，但如果他能够从中国中世纪美学（我指的是以北京大学叶朗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美学学派）来研究唐朝诗的话，他会发现唐诗中更精彩、更深邃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叶朗这类的学者，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一样。199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进行三个月的访学，有机会跟叶教授见面，他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中国的学者发现并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叶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得非常具体。所以叶朗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我从1994年开始在他的影响之下写了《中国文学史》。

　　李雪涛：刚才顾彬教授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对一种独特审美观点的评价，我觉得应该通过汉学家介绍到西方去。因为目前为止，很多西方人在看中国文学作品时，或怀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寓言加以解读，总之他们不把它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读。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德国人从来都觉得他们的作品是文学作品，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他们会觉得是我认识中国中世纪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已。所以我觉得我很重视顾彬的《中国文学史》的原因在于，他举出很多例子，做了很多文本分析，之后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所固有的宇宙、自然和人的观念所具有的独特诗学性质，与西方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精神和美学意蕴。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不仅是给你提供了信息，反映了现实，而且文学的内涵会丰富得多。我觉得一定要让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经典文化的这种独特审美，这一点是要强调的。也就是说，西方的读者是需要引导的，而这一点到现在我们做的还是很不够，大部分西方汉学家也没有做到。

中德互动与相互间的学习

　　顾彬：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的时候，许嘉璐先生的发言非常有意思，他说中国学者应该多向外国汉学家学习，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好像是全新的。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方面，中国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可以从我们那里思考一些问题。反过来，我们也必须从中国同行那里不断吸收养分，从中国学者那里思考一些中国文学的问题，就像叶朗在中国美学方面对我的帮助那样。书展的接触不可能很深入，像李博士说的那样，书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触的平台，从这点来看，我觉得书展还是成功的。另外，我虽然总是公开地批评莫言、余华，但是我们是好朋友，我在柏林跟他们见面，很谈得来，他们接受我的批评，我接受他们对我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换句话来说，正因为我们互相批评，我们才能成为好朋友。昨天在圆桌会上的情形也一样，很多人的观点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我还是很重视他们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他们也重视我。我想正是因为你批评了我，我才更想读你的书。法兰克福书展尽管已经过去了，对于很多中国作家来说却是一个开始，我发现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变得越来越开放，能够接受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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