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写到：“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真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知者之言。他在《北大边缘人》一文中，用了近4000言的笔墨，来谈论“北大边缘人”，也是令我们北大旁听生所深深感动的。
其中有一段写到：“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
近年，听说陈先生已经成为北大中文系的掌门人，做了系主任，我也深感庆幸。现在不少的文友，还经常去北大中文系旁听，也从未遇到过闭门羹，真是非常令人欣慰。但愿北大的开放办学的“偷听”之风，在陈先生手上，更加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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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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