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孔子老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动作。如那一套僵硬的抱拳作揖的姿势；或者去见国君，还没有进门，就开始磕头。就因为影片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孔子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因此在观众的眼睛里，除了怪僻和矫揉造作，还能对他留下什么别的印象？

　　影片还让这个老头声称要“变古改制”。实际上，真孔子的政治主张恰恰是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复古，恢复他想象当中由周公制定的那一整套礼乐制度。“变古改制”是后来法家的主张。孔子要往后退，法家则要朝前走。把克己复礼说成变古改制，就硬把孔子的理想扭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要退，可也没想退得像老子主张的那般远。首先用“大同”来概括远古人类“黄金时代”的，确实是儒家；但儒家并不以“大同”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康有为早就揭明，“孔子言礼，不及大同，专言小康”。影片却把“礼制大同”这样根本不通的话塞在孔子嘴里。拍片子的人对孔子到底是想往前走，还是朝后退，如果朝后退，又要退到哪一步，压根儿没有一点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张冠李戴地按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来塑造孔子。

　　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当然不应该按历史学科所追究的那种历史真实性尺度去加以衡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因此就可以完全不受历史真实的规定性制约。“人生识字糊涂始”，是说光会念书本上的字，犹难免糊涂。可这句话不好反说。不能以为不识字就不会犯糊涂，或者不识字也照样拍得好孔子！

　　那么孔子究竟伟大在哪里呢？

孤独的价值理性守护者

　　孔子生活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时期。那时，自西周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体系，连同与它相匹配的贵族文化，陷入急剧瓦解的局面。教科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它的主旋律，是新兴的社会力量排除腐朽的贵族势力及其文化，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肯定和欢迎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变局。

　　可是事实上它并不代表历史上大多数人们曾有过的看法。比如从顾炎武到钱穆，就都不这么看。顾炎武用“礼”和“信”两个字来概述春秋的时代精神。而战国的时代精神，则更一致地被人们标示为“力”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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