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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