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

　　1906 年4 月27 日到1909 年1 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见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 年8 月到1916 年3 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而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几批汉晋简牍的发现有着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它不同于清末民初那种外国探险家利用中国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随意胡挖滥掘的盗掘行为，而是由章程和协议规范约束的科学考察；其次，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再次，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尤其重要的是所获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不许带出国境。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两汉的居延地区隶属河西四郡的张掖郡。两汉政府不仅在此先后设置了居延县、张掖居延属国，还修筑障塞烽隧，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驻守。这10000多枚汉简就是当时管理和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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