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是王莽的首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甚至是超前的。他应该算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家。王莽还率先实践古代思想家的政治理想,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莽先后有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儿因犯法而被赐自尽。王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和动脉,借此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试图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其中一人曾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此人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塔上起飞的。不仅如此,王莽还一向清廉俭朴、心胸开阔、礼贤下士,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只是西汉末年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加上几次黄河改道造成的重大灾难,使时运不济的王莽无力回天罢了。王莽的“托古改制”虽然遭到彻底失败,但他的本来面目和历史
作用终于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篡位者都深知,他们的夺权行动本是破釜沉舟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面临杀身之祸、灭族之灾,还要遗臭万年。因此,当他们在侥幸成功以后,对现有的权力就有着特别强的忧患意识,对任何可能危及自身权力的隐患保持着高度警觉,同时对政务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这种复杂的心态与那些“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完全不同。史实已经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合法”继承皇位的统治者远不如上述篡位者有作为,相反,历史上许多一度强大兴盛的王朝最后都断送在他们手中(这方面的话题需要另写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自然无法确切了解历史上那些篡位者的内心世界,但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寻觅到一些带共性的轨迹。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既有的权力,固然是一切统治者的本能,但篡位者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显然远远不止于此。他们更着眼于身后事,更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更渴望得到后人的认可。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急于施展其恢宏的政治抱负,在位仅13年,不仅完成了旷世未有的京杭大运河工程、还巡视边塞开通西域、三次御驾亲征辽东,结果事与愿违,因人民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其覆灭。唐太宗即位后,很好地吸取了
隋炀帝的教训,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位23年,经济繁荣、民族和睦、国泰民安,堪称“千古一帝”。武则天实际执掌政权近半个世纪,是唐朝走向颠峰的重要推手,她临终前为自己留下了“无字碑”,清楚地表明她很在意后人与历史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个问题上,朱棣同样比历史上所有篡位者做得更多。1409年,朱棣在某些翰林学士的协助下,亲自撰写并发布了一篇短文《圣学心法》。此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借鉴了宋代《帝学》和《大学衍义》的风格,文中强调皇帝很看重大臣们无私正直的性格,极为需要智慧而正确的进谏,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以使每一件事都能得到自由的讨论。不过,朱棣身为篡位者,却要求臣子对君主必须全心全意,要敞开胸怀而无所隐讳。1414 年末,朱棣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及门徒所作的《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3年后以《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予以颁行。这些著作不仅在官员、科举士子中散发,有的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从而在国内外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朱棣则俨然成了一位学术的庇护人和人民的导师,这似乎大
大提高了他作为儒家圣君的形象。
今天,当我们重温历史时,不能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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