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有些家庭往往蓄婢。据《商君列传》，前引法令即明确规定：“名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睡虎地秦墓竹简》亦载有这方面的事例。如《法律答问》：“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  （媵）臣妾、衣服当收不当？”《封诊式》：“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服、畜产。”从汉代规定“贾人与奴婢倍算”[8][8]看，秦人家庭中的婢女恐怕也是要交纳算赋的。如果再加上她们的女主人，则自然也存在着被数算甚或更多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在秦人的家庭中，当时往往有较多成年女性，而绝非仅“妻”一人。所以，像这种所谓“一算”，对于妇女所交纳的算赋也完全是成立的。

秦国算赋乃是以耕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关系到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前提，它从商鞅变法便被视为国家之本而大力扶持，并作为既定国策被秦的历代统治者继承。诸如：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9][9]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10][10]

因此，对商鞅来说，包括秦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自然要把“耕织”作为征敛的主要内容。商鞅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其目的就是如此。所谓“布缕之征，粟米之征”，“田野之税”与“刀布之敛”，也不例外。《通典·食货四·赋税》还特别指出：“始皇建守罢侯，贵以自奉。提封之内，撮粟尺布。”结果在“赋敛无度”的敲榨下，即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11][11]的局面，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战争。

至于算赋的征敛形式，看来是以交纳实物为主，即征收“布”、“帛”等物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可知秦国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比较落后。因此，在商鞅变法甚至于“初行钱”以后的一段时期里，算赋的征敛都应当是交纳实物。尽管所谓“初行钱”也并不意味秦国直到这时才出现货币流通，但当时秦国的商品交换较少，货币需求量不大，由此却可以想见。正如加藤繁先生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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