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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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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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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世界，以及与苏联联合对付中国，遏制革命运动。[50]第二是在地区层次上，当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968年间中国领导人已经肯定，美国早晚要从越南撤军，毛泽东甚至估计美国最多再坚持4年。不过估计归估计，在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之前，毛泽东等仍然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51]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从越南撤崐军或明确承诺撤军，要改善中美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一直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极端的标志。第三是双边关系的层次，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不表示将改变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就很难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变化。如果考虑到中美长期对抗的历史，以及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敌意和怀疑，便可以想像，在毛泽东做了最初的试探后，美国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在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继续做出对华强硬的姿态，这会在中国决策层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69年夏美国发出一连串改善关系的信息，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却一直不动声色，尽管他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曾于8、9月间讨论过如何利用美苏矛盾和打开中美关系，但由于受到外交部的劝告，未提出具体建议。在9月17日提交的《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中，他们甚至没有提及调整对美政策。只是陈毅表示，他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关于改变对美政策的具体建议和设想。至于他如何向周恩来口头建议，以及他的那些建议是否被转达给毛泽东，便不得而知了。[52]现有的资料表明，参预决策研究的有关方面，不论是外交部还是四人研究小组，都不能不顾及建议改变对美政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消极的政治后果。当然，如果毛泽东已经对调整外交战略成竹在胸，并多少透露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包括减少在越南的美军和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向周恩来传达的信息是重要的，即尼克松政府将：（1）无保留地寻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2）美国不支持不参预苏联旨在孤立中国的任何行动；（3）美国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对美方建议的回答只是继续通过华沙的大使级谈判。[53]10月10日，基辛格告诉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美国准备停止美台湾海峡巡逻。11月5日，巴总统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驻巴大使。两天后，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11月16日周恩来在一份送毛泽东的电报上这样写到："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54]很可能是在此时前后，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调整对美政策，为打开中美关系做出努力。
还有必要指出，自7月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并频繁发出信息，争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四人小组应该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如前所述，在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并没有提及改变对美政策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陈毅是否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关于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以及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转达了陈毅的建议，或毛泽东是否看了四人小组的报告。此外，外交部当时基于什么原因、在谁的领导下以及如何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远不像四人小组的情况那样清楚。当然林彪系统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本章的分析和上述疑问的存在，均说明我们既不能断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从根本上调整中国外交战略，也不能肯定他接受了其他参预决策或决策研究的人的建议。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意地实施一项明确的战略了。在此提出这样的假设或许有助于将这项研究推向前进，即毛泽东这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性战争与革命问题，对于中国是否、何时与如何调整对美政策，并无认真的思考和结论。很可能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领导和推动中国外交走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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