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
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
|
|
从以上三章的分析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从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到10月20日中苏重开边界谈判，中国决策层还没有形成全面调整外交战略的明确方针，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达到调整对外政策的目的，而是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的反应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主要是在毛泽东心中，引起强烈的战争危机感，以致当他们确认美国确实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后，便毅然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外交的格局，而且还因为此次外交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开始将国家利益置于中国外交的中心位置。
第二，对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以及从目前披露的资料和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论著的分析看，毛泽东在此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中所起的作崐用还不能说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伟大领袖，英明决策"这样的思路中，肯定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中的思想与作用。
注释：
[1]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见徐焰著《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11页，《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
[2]这种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可见李丹慧著《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第46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A.叶利扎维金：《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第65页，《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63年第2期。
[4]关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目的与结果，可参阅余湛著《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445－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287－288页，《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4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6]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13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7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8]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11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9]毛泽东：《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11]鲁礼华和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战略评析》，第37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2]毛泽东与越南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12日。
[13]前引鲁礼华、郭冰文，第38页。
[14]同上，第43页。
[15]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