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此举例，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的检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写多少的报告，写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外还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员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时候申请成功了，没干几天又得要检查汇报，一个项目在执行的三年五年里头，好多事都跑在这个上头，无疑干扰了正常的工作。这也促使科技人员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实质性的东西。

　　今年9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美国《科学》杂志社论文章中也曾指出，“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订的全过程。”

　　面对今天的学术界现状，郑建超院士认为，光靠科技群体“洁身自好”还不够，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也非常重要。郑建超院士就此分析，我国目前体制下，大多数科学团体还不能摆脱对政府部门的挂靠依赖关系，一些部门领导习惯于把学术团体当成体现行政意志的工具，以至于学术问题受到行政干预的事时有发生。

　　刘嘉麒院士也提出，科研管理和科技活动的关系必须得摆清楚，否则不光是影响科技工作，而且会腐蚀科研的生态环境，“为什么现在生态环境不好，大家为了跑项目，为了跑评估，就到处去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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