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几十年，对这一行业体会尤深。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杨先生说:她本来不是一个翻译者，也没有学过翻译。“翻译是我的练习——练习翻译也练习写作。”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她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她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抗战胜利后，她翻译了英国伤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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