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与自然科学同列”。这种追求势必将历史学的叙事基因剔除得干干净净。傅斯年曾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在这种治史理念下,历史叙事是不可能找到一点存活的缝隙的。历史研究只能“渐成为精细的科学研究报告”。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唯有型构或志在型构普遍规律,并以其规律解释社会变革、文明[注: 文明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演进的史学,才是科学的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因此,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上焉者,是追求并建构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中焉者,是利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材料去阐发或笺注来自西方的所谓‘普遍规律’;等而下之的,便是援引精粗不等、真假参错的‘普遍规律’来解喻中国古今社会的演化与变革。” 规律于是排挤了叙事。
总之,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一直是中外史[注: 外史 拼音: 解释: ①指正史以外非官修的稗史、野史:《天禄阁外史》。 ②指某些旧小说:《儒林外史》。 ③旧时某些文人的别号:白云外史(即清代恽格)。]学的主流。在科学化的历史中,科学话语早已成为一种外在身份标志,术语、范畴、体系等专业化词语天然地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词。文章越是佶屈聱牙,似乎越能说明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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