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写作归根结蒂是将历史真相包裹在文字当中，如果文字过于艰深，人们是没有兴趣打开这个包裹的。我们知道，交流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符码之上，只有这样，编码者和解码者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具体到历史书写，那就是要使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直言之，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信码’。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同一语言’。”由此可见，对于大量的专业史学著作来说，由于科学化的语言符码造成的障碍，它们在大众那里是难以生成意义的。这里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悖论：本来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激发了历史编纂的规范化，要求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因为人们相信这妨碍获得历史真相，但恰恰是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妨碍了真相的扩散。
一个事实是，抽象化、模型化的历史，由于远离公众，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记[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忆的建构。近2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在呼喊“史学危机”，一直在探讨史学危机何在。无力再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才是历史学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最不堪者，是为了适理论之履而削历史之足。比如，拿反映欧洲社会演变轨迹的线性“五阶段”说来硬套中国历史，无异于用西方话语的“洋马褂”来捆缚中国历史的躯体，只能在历史书写和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间形成巨大的疏离和陌生感。这样写出的历史当然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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