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此类记载传说尤多，如取一典型叙述为例：

明万历[注: 明朝万历 万历（157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甲辰科，山阴朱大学士[注: 大学士，官名。唐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后改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至德二年（757）置集贤院大学士，元和年间后，皆由宰相兼领。]赓主会试，题“不知命”一章。入闱时，朱与同仁约，此题必三段平做，不失题貌方可，抡元若违式即佳卷亦难前列。同人皆以为然，既揭晓，则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间问之，公遴选榜首，何以竟违初意。朱惊，趣取卷阅之，叹曰：我翻阅时，竟不觉也，由此观之，可知功名有定数，体物而不可遗者，鬼神也。为主司者欲定一文章体式而不能自主，况取舍高下之间乎。予屡司衡文之柄闱中，情事往往如此，盖信朱公之事不谬也。

这种神话的色彩，足以说明科举士子的能力与运气同样重要，同时在传统话语中，一登龙门的荣耀，只有这样的神秘解释才是足够的理由。

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依据惯例、道德等级伦序维系着帝国的秩序，其法律的核心也就在此。帝国的法律仅仅停留在惩罚性的水平上，从法的角度看，占有权和所有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这种占有权和所有权与帝国的等级伦序息息相关，占有和所有权与其说是一种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配置的机制，是处于等级优势者对劣势者的恩赐。

这种秩序原则随时都将个人的命运依附于特定的等级伦序，置于官僚系统的人格品性和道德评判之上。官僚本身的特权和对财富的追逐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两宋以后，地方官员总揽民政与财政，在定额目标下，游刃其间的空间极大，很容易致富，再加上政府专卖和对商人的利用，更助长了官僚获取财富的机会，一旦仕途成功，立即有人前来谋划，如何以种种手段谋财。甚至一些人专门借钱给有潜力的穷困官员，一俟派任地方官，即大肆收取其债。

这样，对仕途的投资和投机愈演愈烈，在个体极其脆弱的社会中，为寻求安全与机遇，个体不得不首先在帝国社会的基本群体——家族中站稳脚跟——家族既是控制又是保护个体的组织，个体成功的根基所维系的即等级伦序原则。在此原则下，个体只有依靠血缘原则、智慧和品性获得其地位，正是在脆弱的个体原则下，确定了个体的政治投机品性和个体的自我认同，发展起一套自我保护技巧。一旦跨入仕途，其所遵循的不过是扩大了的等级伦序——原则未变，实质未变。

财富和政治特权组成了帝国官僚的双翼，成为帝国社会的主攻方向。正因为依赖于人格品性的等级伦序原则构建的制度，是一种无法确知和预测的制度，政治特权便成了特别重要、特别必要的投机方向。可以说，政治投机和自我保护是帝国各阶层追逐的目标，也是基本社会组织家族寻求保护和扩大其影响力的主要方式。

个人易受打击的脆弱处境，迫使他们希冀取得仕途以保障自身的地位——这也是家族自我保护的需求，进而以其官僚特权以及其权力保护家族成员，见于史者不绝，甚者亲托此事于家乡的地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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