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具体的伦序网络组织起来的帝国官僚模式，无疑由具体的伦序网络支配着官僚集团内部的利害。帝国官僚系统也就只有借助于具体的个人魅力，通过其特有的伦序网络，发挥行政效能。特别是在皇权高度集权化的明清时代，彻底驯服官僚系统的代价是牺牲了效率、廉洁和公正。在一种道德化的目标下，激发的是官僚系统内部的利害倾轧。其应变能力低微，拥有的技术手段和资源有限。皇帝的权威虽至高无上、无可争议，但却总是受制于制度化的约束和智力、人格的挑战。明代的权臣，若要有建树，无不试图以其个人魅力所能调动的特殊人际网络为依托，借助帝王的权威来提升行政效率。因此，一旦他们失去帝王的信任，或在权力争斗中失败，他们的努力也就付之一炬。

欲有所作为者，尚仅及身而止，有的甚至于风光一阵即遭清洗。明清诛杀大臣、清洗大臣的要案不外两类：一类试图以其个人魅力及其伦序网络调动行政效率，一类则是因其势力的膨胀而受到帝王的清洗。此两类人物德行有亏或试图谋反，绝非是在事后定义的罪名中特意强调，而是反映了帝国行政的实质无非是维系等级伦序的和谐——一旦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支配受到威胁，打击官僚系统也就在所难免——集权的要义就是容忍官僚获得私利同时又对官僚系统时刻保持压制态势，进而彻底驯服他们。

明代的党争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倾轧，不外是帝王通过亲信集团支配官僚系统的斗争，此其一；官僚系统内部因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和地域乡谊形成的特殊团体，此其二。

综观帝国时代，官僚系统的利益集团，随着帝王集权和权威的强化，而越来越陷入具体的个人恩怨的集团倾轧中，牺牲了效率、廉洁和公正。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缺少技术手段和专业分化，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建立规模统一的帝国，要贯彻帝王垂直控制意志只好牺牲效率和公正——以一种等级伦序的和谐完成一统，至于官僚的私欲、利益驱动，则只好从美好的角度设想，这已成为不争的前提。为了维持帝国的规模统一，保证帝王的权威，在这种依具体个人为中心的等级伦序方式中，个人的所有行为，特别是以道德利器进行利害倾轧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

摘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作者：严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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