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都不得不承认，因为局限于精力与治学方向，“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

 

　　我们可以顺此思考一个问题，清代汉学家以局狭的内心来说，抛弃对经典中义理的求索转而耽溺于一经一书的考订，或许可以资为学问的出路，或因为精力不及而分门别户，未尝不能理解。但在作出考察时我们要看到，对文字与典籍的强大的索引、分析、整合能力是学问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些学者一方面说“汉学难而宋学易”，而另一方面却又有“考据之学亦所欣慕”的优越感，故而[注: 释义 故而gù’ér【therefore】 因此,所以、故 举例 本来他学习很好,但由于思想上松懈,故而没考上大学 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汉学家难免会因治这种明知高深、繁难、耗时耗力的学问所产生的优越感影响自己的判断力，清儒们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联被“汉宋之争”中一些并不冷静的因素割裂开来，其中有因考订之烦而放弃了义理者，他们在选择“工词句”的同时试图去做“穷义理”的学问。

 

联结：回归儒学个性的必然趋势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汉学家们骎骎然于纯粹的经典考证，而并不担忧他们那个年代的“破碎、险怪”的学风，或许“汉宋之争”会朝着一种我们无法预料到的状况发展下去，他们经常会“矜其强记博闻”而揪住宋儒“故微误”不放，所以汉学家看到了“缝掖巨儒，弦歌在野”的盛况而沾沾自喜，唤醒经典中那些已经尘封的记忆，使得汉学家们在难以压抑住对考据、训诂无比兴奋的心理状态下，将矛盾集矢于宋儒。

 

　　但汉学家也并不敢完全排斥汉学中属于理学的那一部分，毕竟陈澧的话是执中的，“汉儒之说固有宋儒之理”，问学的最佳状态应当是在“义理与考据”之间，所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嗜异、矜己者，非也”，也即是严格地按照典籍的叙说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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