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儒学个性的转变

　　在清代的读书环境里，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理解所产生的分歧，因为群体的失忆，“老师俗儒或不能尽通其义”，与“关乎自己的德行[注: 师言：“德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 德相 ”，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德相”来。]”相比，读书人的“关乎他人的德行”已经被打磨殆尽，读书人的良知诸如公正、仁慈、慷慨、诚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中已经完全站不稳脚跟，他们的脑袋里，只留下了坚忍、谨慎、沉着这样的消极的防御[注: 防御是清各地驻防将军所属低级军官名。-fangyu]手段。汉学家的性格与儒学整体的性格差异，便体现在此。

　　虽然，这并不是汉宋之争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但却间接地影响了儒学内部的性格，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场“解读过度”与“解读不足”的学术大争辩中，正因为学者们生活在经学炽热的年代，作为以博为能的汉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他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究竟会对上述大争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持有这样心态的汉学家在发出“岂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的反诘时，或许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整个儒学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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