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思想史的命题中的“争”只是“汉宋之争”的一层表面现象，我们来看程廷祚[注: 程廷祚，字启生，上元人。初识武进恽鹤生，始闻颜元、李塨之学。康熙庚子岁，塨南游金陵，廷祚屡过问学。]写给他的家门程晋芳[注: 程晋芳(1718—1784)，初名廷璜，字鱼门，号蕺园，歙县岑山渡(今属安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由内阁中书改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被举荐纂修四库全书。]书信中的一段话：“学莫先于经学，经学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鹜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由此可以看出，程廷祚对儒学整体性格表示犹疑，虽然汉学家能做到平心博览以求古人用意，但对“章句”与“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开始表现得无可适从，尽管程廷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他坚定地认为圣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无法完全排斥治经还有解答“性命”这一层次工作，否则仅仅鹜于章句就担心会沦落成为俗儒：欲通圣人之道，欲讲在此而所求在彼，对“词章”的解读必不可少，但是一旦想要“解读过度”，就日益堕入“解读不足”的尴尬境地，又恐与他们嗤之以鼻的“解读过度”相脱离。在程晋芳回复[注: 回复和再结晶 正文　　经范性形变的金属或合金在不同温度加热后，会发生结构、组织和性能的变化。在较低温度发生回复；温度较高时发生基体的再结晶和晶粒长大。]程廷祚的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这种论断的正确性，程晋芳在信中回道：“愚所谓程朱不可轻议者，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

　　由此观之，汉学家们要求学问回归儒学命题的本身，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汉学家对理学无理的非难只站在了自身的角度考虑，并不能允许汉学脱离理学的层面而单独存在，一旦丢失这种依靠，就会陷入一种疑惑的状态当中；第二，正是基于这种疑惑，又兼顾毕竟还是汉学家这一事实，所有的辩护不再等于攻讦，“明通之识，体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之道，前提条件是要“通晓理道”与“博闻强识”，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求“章句”不问“性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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