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事”，其来有自。王安石变法[注: 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一次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预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期间，反对新法的领袖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曾有此二字，于是成为新法的替身——自然并非褒扬意义的。至于新进云云，取法也是一路。

    那时候，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章和朝廷政事，是会被抄入邸报的。所谓邸，本是郡国藩镇设在京师的机构，用以通奏报、待朝宿，相当于如今的驻京办事处。邸报就是这类机构抄发的官方文书和政治情报。大约在宋代，有人抄卖邸报以牟利，几乎类似手抄本的报纸。因而，邸报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这篇夹带牢骚的谢恩奏章，自然也不能幸免地录入邸报。作为文名卓著的人物，苏轼的文字，向来惹人注目，于是该牢骚自然四处流布，传播了调侃或者讽喻，也埋下了把柄。不久，几位御史挑出这几句牢骚，又搜集苏轼以往诗作中可资媒糵的地方若干，弹劾他讪谤，所谓“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作为监察机构的公职人员，劾按公卿章奏，自是御史当然的职责。实在话，那些被挑剔的诗句，原本大约也是以诗托讽的，譬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譬如“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种种。不过，将“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的文艺片段，深文周纳，罗织成罪，并且锻炼不休，欲置之死，其中动力，当然来自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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