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尚书，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屡屡外放各州。哲宗亲政后，又迭遭贬斥，形同逐客，甚至被赶到天涯海角的琼州海南。那时的海南绝非今人印象中绮丽的博鳌，而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蛮荒烟瘴之地，远恶军州，“魑魅逢迎于海上”（《到昌化谢表》），所以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知名度一如同时期的沙门岛和后来的宁古塔[注: 宁古塔是中国清代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是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是清政府设在盛京(沈阳)以北统辖黑龙江，吉林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到了这里，人生的曲线，算是落到了谷底。

 

    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一向有“文章憎命达”以及“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惯常的定式，则是庆幸某文艺人士的命途多舛，因为由此方造就了一位不同凡响乃至不世出的奇才。这样的论断，自然是后世著书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偏执。这也是所谓励志思维强直的根源所在。按照这个论断推广之，大约就该是镇日期盼着那些旷世奇才们都成为倒霉蛋了。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吊诡思维，算得上是一种变态心理导致的强迫症了。

 

    从真实的人情常理上说，没有人喜欢磨难，即便这磨难能够赢得不世之名，也没人伤得起。人生终究不是泡沫剧，由不得随意随性随机安排情节结局，赚取不相干人的眼球眼泪。况且，在经历磨难者而言，不世之名其实是镜花水月式的虚拟，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没人猜得准上帝的安排，万一赌错了，不是好耍的。再者，作为非常重视现世生活的民族，渴望功成名就是因为那些尚在视野所及的范围之内，假如一切都是不确定，大约没人愿意以命相博。

 

    叶嘉莹先生在谈到传统诗学中“穷而后工”的理论时，就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她以为：“一个人的身世中的忧愁患难，常常会使人变得深刻起来，但是，这要看他对忧愁患难怎样对待，也就是说，忧愁患难固然可以成就一个英雄豪杰，成就一位伟大而深刻的诗人，但也同样可能毁灭一个诗人，一个英雄豪杰。无论是成就或是毁灭，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否经历了忧愁患难，实在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只要你果然是一个诗人，那么你就应该是有诗人的锐感。”（《晏殊词赏析》）果然不愧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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