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自顾不暇，地方官员颟顸渎责，发现者王道士愚昧无知，因此这一重大发现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数年中，洞中遗书文物渐有流散。其后，英国斯坦因、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伯希和先后闻风而至，将洞中遗书文物大批捆载以去。得知这一消息，清政府学部（即教育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19个司局组成，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应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学者的强烈呼吁，将剩余遗书押运北京京师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但仍有不少遗书流散当地，亦有不少遗书在押运过程中被盗。此后，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探险队、美国华尔纳等纷至沓来，斯坦因亦再次到来，藏经洞遗书文物进一步流散。故前人有云：“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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