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述而有作”的原则，孔子在继承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同时，又给古老的礼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纳仁于礼”，给礼注入“仁”的新精神，使礼乐文化深植于仁的基础上，孔子之贡献实在于此。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悟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换言之，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政治伦理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可以说，述（礼）、作（仁）就是儒学之逻辑性展开，古老的礼乐文化因仁的纳入而重新焕发生机得以延传。

    旧制崩坏，法家试图另立新制以代旧制。处于对传统的“绝望”，法家坚决反对儒家的“从周”、“复古”，主张新文化之创建必立足于现实。由此，法家从“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墨子·兼爱中》）的乱世现实出发，“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建构了“乱世法则”。

    至此，我们会发现儒法两家对待“传统”之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儒家走的是述中有作的路子，法家则走的是一种“作而无述”或者至多是“大作略述”的路子。这种迥异的文化品格当然会在两家之学说内容上反映出来。其中，法家“作而无述”的理路集中表现在其思想学说的“原创性”上，也即法家的新“经典”、“新学说”。

    以“文化认同”学说来解读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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