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注: 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１６岁时，他读了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的《中国前途之希望和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８０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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