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革命声势”日增月盛的年代。对于革命，年过不惑的张元济基本上持观望态度。他仍期待清政府通过立宪度过危机，不愿看到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而年轻的陆费逵则心向革命：早在1903年，他便与革命党人有往来；1904年，他与朋友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售卖《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1905年，加入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不久，进入汉口《楚报》任记者和主笔，因批评清政府，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出走，“得知（抓他的）消息后，鞋都来不及穿，一双拖鞋踏上轮船到了上海”；他曾帮助革命党人吕烈曜到广东参加黄花岗起义。后来发生的事表明，张元济、陆费逵政治立场上的这种不同，对于各自的事业都产生了莫大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据蒋维乔[注: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常州武进县人。自幼体弱多病。7岁入私塾，习读经书。15岁左右因病辍学。]回忆，当时“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张元济“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此种情形下，陆费逵决定“另创书局专营出版事业”，以发动“教科书革命”。在他看来，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

    关于陆费逵的另立门户，一种说法是，陆费逵曾向张元济建议修订教科书，未获允准，这才萌生去意。而郑逸梅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他在《书报话旧》中说，陆费逵为了自己创办新书局，在商务当局向他咨询时，故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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