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道静回忆,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转型为古籍专业社,可能体现了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的意思:“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就搞西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
现在我们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可以发现,1958年作为古籍专业社的中华书局,与解放前作为综合性出版社的中华书局关系并不很大,但却奠定了此后直至今天中华书局的基本格局。中华书局也由此迎来了中兴,而中兴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就是金灿然先生。金灿然之于新中华的再造之功,正如陆费逵之于老中华的开创之功。“书局给陆费逵先生铸了像,窃以为,当准此先例,也给金灿然先生铸像安置[注: 安插-语出:元 张养浩 《朱履曲》:“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喫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ancha]。”白化文说。
1958年,金灿然从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任上调入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深深感到,想办好中华书局,首先是要延揽到更多精通古籍业务的编辑人才。金灿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和中华书局合办了古典文献专业,为古籍整理培养后继人才。他提倡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是当编辑匠,要多读书,多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研究,多写文章。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很多学者型编辑,并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一个传统,不能不说与金灿然的提倡有关。
在运动不断的岁月,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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