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提出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八字方针，从1958年下半年起，“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杨伯峻、李赓序、傅璇琮、沈玉成、褚斌杰等，总数将近二十人，加上由于各种原因被视为‘不可靠’的同志，再加上原有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同志，还有失去公职的临时工王仲闻、戴文葆、石继昌、王文锦同志”（据王春的回忆）。金灿然的胆识得到了普遍赞扬，但不知不觉中，却已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在当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中，金灿然的做法有可能被攻击为“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果然，到了文革中，这就成了他的一条弥天大罪，说他“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网络牛鬼蛇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把中华书局变成了“大黑窝”、“右派集中营”，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组织准备”。
金灿然主持中华的数年间，书局相继整理出版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等图书，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小丛书”出至100种，著名的“二十四史[注: 《二十四史》是一部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史学丛书，全书共计3249卷，40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至最后一部《明史》，共耗时1800余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的巨著。]”点校工作也在顺利推进中。
但一场灾难已逐渐向金灿然和中华书局逼近。1964年，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与文化部相关领导关系密切的金灿然不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惧。如果抛开“帝王将相”和“死人”，古籍整理该怎么做？中华书局书越出越少，越出越难，原来准备公开出版的变成了“内部发行”，已经排版或付型的被封存了起来。金灿然一改以前的开朗活跃，一日日沉默寡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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