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倘以若干代表著作为例带出学术史之面貌，此种方法实存一巨大危险，即：代表作的选取标准从何而来，会不会带有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由此而得出的对学术史的总结概括岂不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好比我们事先将所有著作分为考据和义理两类，从中各自选取典型案例，这便已带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清代《孟子》学史是可以明确分为考据、义理这两大类的。然而，考据与义理之对垒在“清代《孟子》学”这一课题中是否真如想象般那么明晰，这样的分类又是否真的可靠？最后得出的结论岂不就是在证明自己早已预设好的前提？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循环逻辑，李畅然不惜下苦功，对清代《孟子》学著作做了拉网式的清算和整理，在事实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方是信实可据的。作者的这一做法不仅是对此前“以例代史”研究的超越，甚而也是对学术史传统写作方法的颠覆，其意义不可小觑。
具体来讲，作者先尽可能考证出这863种著作的成书或刊刻时间，再将它们安插到清代的十一个时期中，并依据书目探查阶段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将每个时期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每个时期各个小类的著作数量进行统计，从中摸出清代《孟子》学史的发展大势，得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力量之间的消长关系。这就是全书第三章“清代《孟子》学著作总说”的基本任务。在这一章里，作者不仅为我们解释了分期和分类的依据，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将解经著作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这两大体式，并对“义理”和“考据”做了重新界说。作者认为，在清代《孟子》学著作中，“义理”和“考据”的分界并不明晰，且与具体的解经体式不存在必然联系。
基础理论和全局大势铺就之后，作者便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清代《孟子》学著作分期详述”中对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介绍。概而言之：⑴顺治到康熙[注: 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前期，偏义理著作占据绝对优势；⑵康熙后期，偏义理著作进入繁荣时代，偏考据著作也有较大发展；⑶雍正年间，偏义理著作达到顶点，考据类著作无大发展，惟有四书典故类著作保持上升趋势；⑷乾隆前期，偏义理著作较之康雍略有逊色，四书典故类著作步入繁荣，普通考据类著作较少；⑸乾隆后期是清代《孟子》学史的重要转折点，偏义理著作急剧减少，偏考据著作则略有增长，其中特种考据类著作不少；⑹嘉庆[注: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清朝第七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五位皇帝，年号“嘉庆”。于乾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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