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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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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03 09:34: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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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是为“工具论”寻找出它的合法性依据，即要回答：为什么文学能够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瞿秋自在阐述这个问题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术语和话语方式，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观念，而且推演的规则我们也是了如指掌的：文艺是上层建筑，反映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与社会现象相联系，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既然是这样，接下去的阐述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要“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首先面对的当然是阶级斗争。进而瞿秋白认为，文学能“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也由此产生。
“工具论”的首要难题——合法性依据——因此得到了解决。但与一些极左的“工具论”者相比，瞿秋白还能够给文学的政治功能划出一个界限：文学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只是在“相当的程度之内”影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阶级的形势”而已。
尽管瞿秋白总体上持论相当公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他侧重的显然还是文学的政治功能，这就使他的看法有时也并非总是那么全面公允，这在披阅他的有关文章时可以看到：他几乎没有对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的言论进行过任何驳斥，而是坚决并且顽强地同各种非“工具论”者(不管他们真的如此还是假扮成非“工具论”者)进行理论上的激战。早在1923年写下的《艺术与人生》中，瞿秋白就否定了纯艺术的观点，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恬静的时代，纯艺术主义方能得势”，而在“现在如此湍急的生活流中，当然生不出‘绝对艺术派’的诗人”，因为“世问本来也就用不到他”。因此对于要“纯艺术”还是要“为人生的艺术”的问题就根本用不着再多作讨论。在秋白看来“这一最可恨的问题，早已为十月的赤潮卷去”，文艺就只管去“服务政治”好了。一个诗人应“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只要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就行了”。同样，他在30年代初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问题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文艺是宣传，是政治的“留声机”，至于尊重文艺内部的规律，运用文艺的技巧等等，只不过是为了更巧妙地充当“留声机”而已。鲁迅确实说过“现在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挣，……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但在鲁迅那儿，为政治服务还只是因为一时的特殊情形，但到瞿秋白这儿却绝然地说“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也许，斤斤于秋白论文中某些较绝对的话并不能探知他真实的思想，他之所以那么毫无保留地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作用，是和当时的具体情景分不开的。他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就是针对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而作的。胡、苏认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的一切阶级隔阂。”这种超阶级的论调和瞿秋白的观点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它却以一副貌似公允的面目出现，引起了一些人的赞同。瞿秋白要对之进行反击，就必须站到与对方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把政治强调向一个极端。于是，瞿秋白从文学家的阶级性人手，而不是从文学本身的特性出发进行反驳，而且他用来反驳胡、苏等“自由人”、 “第三种人”的批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作家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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