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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处于显赫地位,强势奄袭,侵入诗歌清净之地。
一、乾嘉诗坛考据、诗歌关系之鼎足而三
在乾嘉诗坛上,对考据与诗歌关系的认识可分三派:“据诗排学”、援“学”人诗、“以学为诗”,它们分别以袁枚、洪亮吉、翁方纲为代表。从此可见当时诗坛上对考据、诗歌关系认识的截然不同,亦可看出考据对诗歌的影响及其各自所属的三种诗歌流派风格、理论上的差异。
(一)袁枚的“据诗排学”
孙星衍中年转向学问之途,诗歌创作渐趋边缘化,在其诗作中,特别是致力考据后所作之诗,“以学为诗”现象十分明显。唐仲冕[注: 姓名 唐仲冕 简介 ［清］（一七五三至一八二七）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进士。曾知荆溪（今江苏宜兴）县官至陕西布政使，权巡抚。]在《芳茂山人诗录》的序言中称赞孙星衍之诗“此真合考订词章为一家,而各造其极者也”。杨文荪[注: 杨文荪，（１７８２～１８５３）清著作家、藏书家。字秀实，一字芸士。浙江海宁人。]称说:“吾师渊如先生……中年之后,覃精汉学,校勘群籍。袁简斋太史以为遁入考据,至贻书相责。不知先生之诗之工,犹夫少日也。”他们的说法皆有为贤者讳之嫌。袁枚在给孙星衍的信中则说:“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此乃感觉,并未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他在《随园诗话》卷九中说:“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此说部分源于《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此说是针对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现象而言的。孙星衍生活的乾嘉年间考据盛行,从事考据者往往好写诗,诗人常常爱考据,以致于“以学为诗”现象比较普遍。袁枚从诗歌功能上立论,认为抒发性情乃诗歌天职,“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是借朱筠之论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认为把考据之才用于诗歌创作者即不会读书,“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考据家不可与论诗。”然太不知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袁枚认为不能用考据思维论诗,但无学问亦不能论诗。创作诗歌时,“学问”只是“背景”、“配角”。袁枚认定“满腔书卷”者不宜作诗,且为之指明努力方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他认为从事考据与写作骈体文可尽显学问,这是满腔书卷者的最佳舞台。他以为“书卷”与诗歌方凿圆枘,龃龉不合。“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这是对“以考据为诗”诗坛现象如实生动的描绘,孙星衍的一些“学问诗”即是如此。“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确认诗歌是用来抒发心灵的,与学问无关。诗歌史上许多“天籁之作”的确是直接吟咏情性的结果,袁枚此说是对钟嵘“直寻说”的承袭。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与“用事”无关。“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但不能因此一概否认学问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诗歌并不排斥“知识”、“学问”,相反,有时需其支撑。自古以来,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腹经纶,袁枚本人即是饱学之士。后来他对偏颇之处进行了修正,“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诗“真”需性情,诗“雅”靠学问,这比此前一味排斥学问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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