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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融合理得多。 融。袁枚则认为两者扦格不入,应截然分开,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在论及施朝干[注: 清](约公元一七七八年前后在世)字培叔,一字铁如,号小铁,江苏仪徵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前后在世。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进士。]之诗时,洪亮吉说:“故其诗亦长于考证,集中金石及题画诸长篇是也。然终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洪亮吉认为学问不掩性情,且可兼善。他不仅认为学问不影响性情抒露,而且认为创作“长句”这类难度大的诗歌,学问乃必要条件,“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学问者,不能作也。”“洪亮吉认为诗歌当“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这与袁枚之说大不一样。需要注意的是,他俩对学问的理解有所区别。袁枚提及学问时常常充满对考据之仇视,偏激而有失平和,话语中满怀对翁方纲及其诗学主张的敌对情绪。在诗歌上洪亮吉比袁枚稍逊一筹,但颇有学问,被赵翼视为“行秘书”。他说的学问更接近于“知识”,而非袁枚略同于考据的“学问”。这与袁枚息影山林,怀揣与庙堂离立之心有关。洪亮吉为官时间较长,即使退处江湖依然心存魏阙。而翁方纲则是皇帝的股肱心膂,时代的鼓吹手,他积极响应文化政策,投身到金石考据中。他们与皇权关系亲疏有别,与学术主流依违差距。从性灵派、常州诗派、肌理派主要作家的生平经历可以看出,诗歌内容、诗学祈向与诗人与廊庙的距离有明显关联。 (三)翁方纲的“以学为诗”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这是袁枚针对翁方纲而发的议论。“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此处“巨公”亦指翁方纲。翁在乾嘉诗坛上颇具影响力,常州诗派中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等人与其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及相互影响,孙星衍的部分诗歌与翁诗风格甚近。翁方纲是肌理诗论的始创者,他说:“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唧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一语,亦是专为骛博滞迹者偶下砭药之词,而非谓诗可费学也。须知此正是为善学者言,非为不学者言也。”肌理说是对王士稹神韵说与沈德潜[注: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初学诗于吴江、叶燮。中年以前授徒为生,并以诗名。]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翁方纲主张以儒学经籍为基础,增加诗的骨肉。肌理包括“义理”、“文理”两方面。“义理”指六经为代表的学问,“文理”指词章。翁方纲宗宋,其诗可分两类:一类是含有金石、考据内容的“学问诗”。这类诗前有序或题注,诗中、诗后或有注释,有的序、注本身即是经史考据或金石勘研的文字。这类诗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信屈聱牙,满纸饾饤,兴味索然。洪亮吉批评道:“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盖金石学为公专门,诗则时时欲入考证也。”这是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原因之探析,说明专业兴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皆有“学人之诗”,星衍尤甚。另一类是记述作者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之诗。这类作品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其中一些近体诗颇有宋诗清空气味。翁方纲的诗学主张是当时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经学、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他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皆知以通经学古为本务,而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与诗史价值,用诗歌来证经补史,经史为体,诗歌为用,这类诗只是学人韵语,已非诗人之诗,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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