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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学人之诗之温床。“同光以前,最好以学人诗者,惟翁覃溪;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而覃溪当时强附学人,后世蒙讥‘学究’。”。钱钟书此说堪称的评!
二、考据、诗歌关系本质及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莫道工师善聚材,也须结构费心裁。如何绝艳芙蓉粉,乱抹无盐脸上来。”诗中用“学”不当,就像把“绝艳芙蓉粉”涂到无盐脸上。赵翼的这一比喻十分形象,颇具说服力。袁枚引王符话说:“脂蜡所以明灯,太多则晦;书史所以供笔,用滞则烦。”“近今崇尚考据,吟诗犯此病者尤多。”袁枚主张用“学”适度,不可“太多”,不能“用滞”。他们的说法启示有三:一,“学”在其位;二,用“学”适度;三,灵活用“学”。他们找到了“以学为诗”的病因,且开了良方。袁枚提倡自然,反对矫饰,“余以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的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至于腔调涂泽,则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后矣。”他认为诗歌是心语的外化,是性情的直接抒发,“诗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运手则可,以手代心则不可。今之描诗者,东拉西扯,左支右捂,都从故纸堆来,不从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诗歌是情感的结晶,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雅俗、表达的成败、技法的巧拙直接影响诗歌的质量与品位。“心”“手”和谐,即是诗情内质与语言“外衣”之间的一致。“描诗”者所描之诗难免斧凿痕迹,从“故纸堆”里找来一些冷僻的词汇,不自然地镶入诗中,如眼中金屑,虽金贵却不得其所。以考据为诗者因腹笥富有,常在诗中逞才,“獭祭”难免,饾饤诗中。这既影响诗歌之气脉、节奏,又伤其雅洁与灵秀。“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木,不能运斤;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不能屯货。”“考据诗人”即“有学无才”之人,他们“如愚贾操金”,不知道把学问用在何处。
常州诗派多“学者型”诗人,这是文化集大成时代江南人文蔚兴的必然结果,“三箧古书随后乘,一双金印在前驱”的孙星衍是其典型,他“急图清净屏尘俗,归图梦绕临江庵”,为的是博览群书,潜心学问。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角色上的错位,“书史腹便便”。的孙星衍很难做到“每到吟诗尽弃捐”,不易达到“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的境界。考据侵蚀诗歌,产生“学人之诗”,虽说它仅具备体功能,但其认知价值却不可小觑。常州诗风具有兼容性,它既有性灵诗歌内质,又不无肌理派倾向。在时间上,它处在“性灵”未退,“肌理”方滋之际。在诗学祈向上,它与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这既是常州诗风内质与价值所在,又是过渡性及诗史地位的体现。从此可以寻绎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年间从性灵派到常州诗派再到肌理派的诗风嬗变及走向。这在赵翼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他
既是性灵派副将,又是常州诗派重要诗人,且有学人之诗。性灵派的末流走向浮滑,不实,肤廓,洪亮吉以伦理救其“浮滑”,孙星衍以学问补其“不实”,赵怀玉[注: 人物介绍 赵怀玉 ［清］（公元一七四七年至一八二三年）字亿孙，号味辛，江苏武进人。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二年，卒于宣宗道光三年，年七十七岁。]以忠正之心为性灵纠偏……把常州诗派放在乾嘉学术语境中,放在性灵派走向衰微,以肌理为导向的宋诗派兴起的诗坛背景中去观照,不仅有益于探析“学人之诗”的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而且有利于常州诗派的研究,同时对了解当时的诗风走向、把握诗学宗趣亦有裨益。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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