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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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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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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新莱茵报》事件中马克思所撰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与1933年“国会纵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抗辩的《控诉法西斯》一样，均是利用敌人的法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经典文献。（参阅《天火在中国燃烧·陈独秀的国势调查与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同样也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鲁迅一直很感念陈独秀动员他写小说之事，他完全明白，没有《新青年》和陈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开山祖之誉的鲁迅， 所以他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5）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记下了这一笔：“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陈独秀写给周作人信中的这样的话：“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1920.3.11）“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20.8.22）陈独秀的催稿信现在已是鲁迅研究的珍贵资料。1933年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也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而此时鲁迅却是中共外围组织“左联”中人，并被视为左翼文学的旗帜了。由此可见，鲁迅是珍重历史的，他并未受“左联”中共产党人的成见的影响。
至于鲁迅与胡适，当时他们更是学术上能够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适1920年12月间写给陈独秀的“发难”信作为分化的标志。当时胡适和北京的同人们看到《新青年》越来越政治化，已经直接介于政治斗争，这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性质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主义的奋斗宗旨；而此时《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又受到大的压迫，已经被当局禁止邮寄发行，出于挽救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的考虑，胡适便写出这封回答陈独秀并上海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提出了三条意见供陈独秀考虑：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③
胡适这封信的三条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办一个纯学术的杂志。二，迁移。即《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并发表宣言重申不谈政治、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索性就此关闭。
这之前陈独秀的来信是写给北京全体同人的，大家都先后传阅了。胡适的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们征求了意见，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见，可以说胡适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陈独秀的。事实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赞同胡适的意见，即赞成胡适信中所提的前两条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李大钊。胡适告诉陈独秀：“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鲁迅接到胡适的通知后，态度十分明确：“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并且他还代表周作人答复，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虽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声明不谈政治，但他的意思是这种宣言、声明无用、多余，而不是从原则上反对“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他以为“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鲁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5年版）这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不事张扬，只要切实的去做，坚持注重学术和文艺的办刊方向“就好了”。
胡适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态，使陈独秀大为光火，他写信指责胡适拆台是反对《新青年》、反对他本人。为消除误会，胡适立即收回了第一条和第三条办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条中特别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的建议，仅保留了《新青年》迁回北京来编辑这一点，并再次写信请北京同人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与第一次基本一样，在原则上没有什么改变，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1.李大钊：“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胡适在李大钊的意见之下有一条注：“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李大钊还特别另写了一信给胡适，约胡适当面细谈，因为陈独秀信中还委婉的批评了胡适等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1920.12.16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信），李大钊同意钱玄同的意见：“……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1921年1月李大钊致胡适信）胡适在李大钊的表决意见之下批注的“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当是他们面谈之后的结果。
2.周作人：“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3.周作人是代表他们弟兄两人写的意见的，但鲁迅在周作人写的意见之下又补充了一句：“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④
北京同人的表决都是直接写在胡适的信上的，所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随着胡适的书信保留了下来。
这次表决只有一个变化，就是由原来大家比较赞成的鲁迅所说“最为顺当”的第二条，现在基本上都赞成第一条另起炉灶的方案了。可见北京同人们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也非常的坚定。
这就是《新青年》分化的真面目。如果要分左右两翼，李大钊、鲁迅均属于胡适的右翼，并非过去一般所说鲁迅的态度与胡适针锋相对。当时上海编辑部与北京《新青年》同人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倒是比较近于事实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不自觉的视为其私产，或视为其政党组织的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而对于昔日的同人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在事先没有征得同人们的同意下就把《新青年》交给他在上海的同志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去办了，事后仅仅写信打一个招呼，而且还是因为稿源问题，需向北京的朋友们催稿才告知的，他希望北京的朋友继续支持《新青年》，准确的说是继续支持由他所委托的人主持的《新青年》。陈独秀很清楚，《新青年》的优秀作者队伍当时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同人们一致要求《新青年》移回北京办，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上海编辑部表示抵制。陶孟和则以当局禁止邮寄《新青年》杂志为理由，建议索性停刊（即胡适信中提出的第三条意见，这一条鲁迅也并不反对）；钱玄同则显得很冲动，他说：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⑤ 钱玄同主张《新青年》要么移京，要么各办各的，而且非常明显的流露了对于上海编辑部的不满情绪。如果一定要将五四《新青年》团体分为左右两翼的话，左翼就是：以上海陈独秀为首的政党报刊派，包括后起之秀陈望道、沈雁冰等人；右翼就是：以北京胡适为首的学术艺文派，包括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最后陈独秀坚决拒绝了北京同人的建议，他给胡适回信说：“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致胡适信，编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这样双方都同意分手了。以后的结果正如钱玄同所说，《新青年》终于成为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并且成为了中共机关刊物，这当然与北京的朋友们就全不相干了。从学术的角度抑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期的《新青年》，尤其是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之后由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1923.6～1926.7）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的确不能再视为同一刊物了，因为它已经完全属于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刊，而非一群信仰民主科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结合的同人刊物，只是它保留了其前身的英名而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鲁迅在八道湾居住时期，胡适与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未来走向上意见一致，同属于学术艺文派，相处甚为融洽。他们时相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如为胡适《尝试集》再版修订提删改意见。胡适对他们也极为尊重：“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在古典小说研究上他们更是互相切磋，如关于《西游记》故事源流及作者的考证，《水浒》古版本的整理研究等，现在还保留有他们这方面交往的通信。这一时期胡适日记里也可以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如1922年3月4日他去八道湾周宅：“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922年8月11日他去周氏兄弟家聊天，这天的日记写道：“讲演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的日记》下册）1923年12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稿上册出版，分赠给同人。胡适、钱玄同等均认真的阅读了并提出了意见。对这些意见鲁迅十分重视，他立即回信给胡适说：“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1923年12月28日）鲁迅胡适之间的这些友好交往，已经早就离开《新青年》的时代了。
鲁迅与胡适的疏离是在与现代评论派论争之后，但胡适并未卷入这场论争，而是保持中立。即使是后来他们的政见不同，二人始终也未成为论敌，更未成为仇敌。鲁迅谈到他对刘半农的感情时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忆刘半农君》，1934）对于胡适，鲁迅却一直是很敬佩的，还谈不到“憎恶”，至多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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