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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翼文学而引起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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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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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见分歧而生反感，但也应该是“朋友的反感”，敬而远之，最多讥讽几句而已；早在《新青年》时期，他就说过他很佩服陈胡，却对于他们敬而远之这种意思的话。应该看到，直到三十年代，鲁迅胡适还曾同属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直到胡适与同盟的上海中央领导人闹翻后为止。鲁迅逝世后，胡适还同意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并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出力。
对于《新青年》团体的散掉，鲁迅虽然感到失望，感到寂寞，像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但是他始终是抱着惋惜与怀念的感情的，他后来称那个时期的作品为“呐喊”，为“遵命文学”，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自选集〉自序》，1932）。这里说的“革命的前驱者”，就是指的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同人们。
但是到了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27—1936），从一开始，鲁迅就与他本来十分愿意合作的人们相处得很不愉快。1926年鲁迅还在厦门大学时，就已经有了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见《两地书》第二集第六十九信）；创造社也愿意与鲁迅联合办刊物。1927年底鲁迅已列名为拟复刊的《创造周报》的特约撰稿人，1928年1月《创造月刊》刊登的《创造周报复活了》的预告上鲁迅还列名为编辑委员。可是他们仅仅达成了一个协议，还没有进行一次合作，创造社的“革命作家”们就变卦了，不仅是变卦，撕毁了已向世人刊布的预告，而且反目为仇，他们宣布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见杜荃即郭沫若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发表于1928.8.10《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这样的定性，比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头目许绍棣称鲁迅为“堕落文人”简直还要罪加十等，毫无疑问鲁迅就成了首先应该被革掉命的人，所以遭到这一批不可一世的“革命文学”者们的极其猛烈的围攻，如同“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竟给予了阿Q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同等的待遇。当时的左派们对于鲁迅的否定是彻底的，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小说创作也被他们说得几乎一文不值，认为多是庸俗浅薄的作品。幸好这些“革命作家”当时尚未取得“帮忙与帮闲”的地位，仅止于口诛笔伐而已。
创造社、太阳社等激进派对鲁迅的围攻后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时制止纠正，并经调解双方实现了大联合，于1930年初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鲁迅也早愿从沙漠中走出，加入到新的阵营中来。他在彷徨之中曾自问：“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自选集》自序）毫无疑问“左联”同志就是他找到的新的战友了。当时鲁迅还是抱着一种十分友善的态度，认为创造社对他的批评促进了他对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吸收，并逼使他翻译了几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这是他要表示感激的。不过从他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上来看，他是并没有完全失掉戒心的。他的讲话一开头就引起昔日论敌的不满，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3）这篇讲话几乎通篇是针对左翼宗派主义者的，也非常切中要害。他提醒他的新盟友们：不要“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双方一直相处得不融洽，以致再次发生论争，最终决裂。鲁迅与上海地下党左翼文学领导人的貌合神离的关系维持到1936年初“左联”解散。在鲁迅去世前发生了“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论争，到此时鲁迅内心里已经把从背后射暗箭的属于同一营垒里的所谓战友视为了敌人，而且对于他们的憎恶是在他的正面的敌人（统治阶级）之上的，他不能再像“左联”成立之前“革命文学”论争时那样的宽容了。这不是他的心胸褊狭，而是几年来同一阵营里的“奴隶主”及“工头们”给予他的教训使他获得的最新的认识。这一认识给他的触动，并不低于1927年的恐怖对于他的震动。尽管他呼吸的最后一刻还在与对手争论“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其实他心中已经完全清楚，正面的敌营已经消除，至少在意识上强行取消了，一切有形的敌人都已化为或即将化为无形之敌了。他说：“‘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半夏小集》，1936年）如果这一帮鬼蜮们只是对自己的鬼蜮行径负责，并不压迫他人也就罢了，可是由于鲁迅拒绝参加他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愿被人当作傀儡，竟被指责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7月17日他在写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信中说：“当病发时， 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在当时，假如他还留念战场，竟想独战，就有宣布为“托派”和汉奸的危险，实际上也早已有这样的谣言了，所以他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密友冯雪峰主动为他代笔写了一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6.9）公开发表了。此文犹如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表态，并不像是作为一个反政府的左翼作家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和另一篇由冯代笔的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1936.6.10）， 鲁迅后来都没有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8）一样放到待编的这年的杂文集里，显然这是有意不收入的。当时他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谣言极为气愤，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为了洗涮表白自己而去攻讦、伤害一个他一直怀有敬意此刻还坐在国民党牢中的老友；对于异国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也认为是一位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革命家，他本人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有来源于他的，这种情结恐怕也难以顷刻就完全丢弃不顾的。胡风晚年关于冯雪峰代笔为鲁迅撰写此文的回忆，透露了鲁迅的这种心情，并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非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当时鲁迅卧病在床，连话都不能说，更无法仔细思考问题了；二，鲁迅身体稍恢复之后，明确表示了对代笔文章不满意的意思，说一点也不像他的东西。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决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鲁迅先生》，1984。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这一情形很引起了中国托派元老们的关注、重视。郑超麟先生就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还有王凡西、楼子春等在海外发表了文章，对于这种情况表示理解，同时也恢复对鲁迅的尊敬。郑超麟说：“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事实也是如此，同样是冯雪峰代笔，但是经过鲁迅深思熟虑、精心修改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放到《且介亭杂文末编》里了，而攻讦托派的文章他是没有认可的，所以他自己并没有收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的编者作为附录收入的。1957年打右派批判冯雪峰时，为了掩饰“左联”中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答徐懋庸》系冯雪峰所拟稿，它并不符合鲁迅的原意；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鲁迅手稿全集》中此篇的原稿，上面有鲁迅大量修改的笔迹，今天谁也不怀疑这是鲁迅的作品了。倒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文章，这实在是冯雪峰担忧过度，他既为鲁迅代笔却未能珍重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更不可取的是他把鲁迅当作党的驯服工具来使用，还觉得鲁迅没有像高尔基那样听党的话（参阅胡风《鲁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上是答复托派的，实质是为了急于向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谣言制造者表示自己与托派“汉奸”毫无干系，不但无干系，而且特别表白了自己拥护斯大林的苏联，拥护陕北苏区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的心愿。托派的这封信只是一封个人的私信，而且其中对于时局的观点也并非都与鲁迅思想相左，如对于国民党的态度，按理对此信是没有理由必须公开表态予以谴责的。1972年12月25日鲁迅博物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此时正当“文化大革命”中，五十年代不能说的一些话此时却可以说了，冯雪峰说：“不过鲁迅先生的回信发表，对托派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也回击了周扬等人，所以《光明》半月刊和《文学界》都不肯发表，不但怕刊物被查封，也因其中回击了周扬等人的缘故。”（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直到三十六年之后，冯雪峰才透出了一点写此信的真实意图。答托派的这封公开信后来为王明、康生之流钻了空子，他们大肆鼓噪罗织罪证，一口咬定陈独秀是汉奸，但这与周扬等已毫无关系了。王明是彻底的执行莫斯科肃清世界各国托派的指示的。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等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在随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附带讨论了与陈独秀恢复关系的问题。张国焘回忆说：当时中央大部分人包括毛泽东对陈独秀都抱有若干同情，但是王明声色俱厉的表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当时王明一是以钦差身份发指令，同时他自己也恐惧陈独秀可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因此不遗余力的下此毒手。陈独秀出狱后虽然主张抛开政见分歧和党派成见，共同抗日，但此时他也已抱定“不拥国，不阿共”的独立态度了，毫无“归队”的意愿。尽管陈独秀遭到王明、康生的诬陷，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答托斯基派的信》发表时，陈独秀的八年刑期尚未满，仍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服刑，此时即使他要投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于1937年8月南京沦陷前夕他才减刑获释。日本侵华初期，日本侵略者以为可以一口吃掉中国，根本没有把国民党政权放在眼里，他们不把蒋介石看作谈判的对手，只允许他无条件投降，做亡国奴，不许议和，也就是不给与做汉奸的机会。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后来成为了真正汉奸的周佛海当年想要做汉奸而寻不到门径时的焦急如焚的心情，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挑选汉奸并不是很随意的。《周佛海日记》1937年9月1日写道：“据云：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按：指派特务与日本联系交涉外交解决途径），惟恐事机不密，反多纠纷，且日人决不肯为吾辈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进行，须另设他法。稍为心慰。”一年后，交涉毫无进展，1938年7月7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阅近卫谈话，不仅不以蒋政权为对象，且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即使蒋氏下野，亲日政治家出主政权，亦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是则一线和平之望亦已断绝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来的历史果然是汪精卫脱离了蒋政权和国民政府，另组投降日本的傀儡伪政府之后才做成了汉奸——这还是由于日军战事不利才促成此事的。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汉奸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了，这顶帽子不是什么人可以戴上的。但是按照王明、康生之流的逻辑来分析，日本人反倒认为陈独秀的卖国资本比蒋介石、汪精卫还要大，于是就特别花日元去收买这个尚坐在蒋介石牢房里的，政治上早已失势，军事上更加毫无影响力的共产党中的反对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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