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战争期间，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国民党反较共产党客观，陈之所以能获释，首先是当局肯定了他“爱国情殷”的民族立场和“深自悔悟”的服刑态度，并且还得到了胡适和张伯苓二人出名保释。当然陈独秀绝不会承认悔改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他出狱以后立即公开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1937年8月25日致上海《申报》编辑部信）。
刚刚出版的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即陈仲山的注释最后有这样一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见第6卷P.610注[3]）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珍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竟然花了七十年！而且，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只要冯雪峰所写的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收入在《鲁迅全集》中，左翼文学上的这一大公案就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完全解决。
由于当年鲁迅心中郁积着比编自己的文集更大的忧虑，他的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使他无法反思托派一类的问题了，他的迷惘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之中。他早就曾对人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1934.4.30致曹聚仁信）鲁迅曾译介过许多俄罗斯同路人作家， 他们的命运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还提醒他的青年盟友们应以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为前车之鉴；可是，晚年的他却将自己实际上已经摆在了一个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左联”成立之前，他写了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写道：“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这话的意思是分着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认为政治家在获得权力前与文艺家之间是有着“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与文艺家处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文艺家却是时刻触着了感觉灵敏的神经，时刻不能安于这现状的，于是要反抗现实，因此文艺家与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可是鲁迅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时，文艺家就已经感到压迫了。但是他哪里还会知道早在几年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只是因为反对莫斯科代理人王明的极端专横的政治路线，在去参加党内的一次秘密会议时，被人泄密出卖而惨遭杀害的这一借刀杀人的真相呢？生前的事有许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能预料，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过去“左翼”阵容的内部斗争的残酷延续了，他必须面对一个及其悲惨的现实，他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萧军等等，无一幸免的一个一个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众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证没有灭顶之灾。毫无疑问，他的心胸将一定比写《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时更为褊狭、更为愤怒——实际上当年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给予他的论敌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更加变成了无声的中国，即使是鲁迅，“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训，也由于时局，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对自己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决定，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他称之为“元帅”“奴隶总管”的人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论这将给他带上什么样的帽子。他已经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冯雪峰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2年第2期）在1936年7月17日写给杨之华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而此时离他去世已仅仅三个月，已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同时，他在写作上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他急于想把手头上的一些事做一个了结，暂时搁下“匕首”，重新回到创作的道路上来。他已经意识到“左联”时期他的论战性文章，用于内耗的时候更多，远不及五四时期有益于社会改造。他曾几次跟冯雪峰谈起过要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而且他还有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夙愿希望完成。从事文学创作并不是说就放弃了斗争反抗的精神，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他的无论什么体裁的作品都是深刻的，对于社会都是具有冲击力的，并不一定只能用“投枪”和“匕首”似的论战性杂文才有实效。他临终前写的《死》留有七条遗言，其中的第五条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岂止是对家属的交代和对一个七岁孩子说的话，他已经厌恶透了那些只会斗嘴皮、没有创作、没有思想、只会打棍子的文学批评家，他深深感到做这样一种人，对于社会毫无益处，他甚至自己也不愿意再做批评一类的文字，与这种人为伍，他想要回到创作的道路上来，并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数月里，他除了创作了多篇散文，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之外，他还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初出版，这正是“左联”解散时期；但是由于他突然去世，刚刚燃起的创作欲望也就此熄灭了。
鲁迅在《新青年》团体解散后曾出现过彷徨和迷惘，那是一种强烈的求索精神的表现，他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题写在《彷徨》书前，正表达了他的这种强烈的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是“左联”解散以后，他已经失去了彷徨寂寞的心境，他希望的是休息，摆脱被人逼死的氛围。他最后得到的人生经验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死》，1936.9）这也是他对于后人的一句极有针对性的箴言。
注释：
① 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② 见《胡适全集》第24卷《致陈独秀（1933.1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答陈独秀（1920.12）》，《胡适全集》第23卷。
④ 见1921年1月26日胡适致李大钊、鲁迅等同人的信。此信及以上所引陈独秀和李大钊信均编入《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见《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 1921年1月29日钱玄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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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全集（第23、24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 胡适来往书信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胡适的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A].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6] 王观泉．“天火”在中国燃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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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9] 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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