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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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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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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人间世》22期，1935）。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因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分子，并且是新散文底树立者，他的散文早已传诵青年读书界了，所以他的话影响很大。”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李卓吾与新文学》，见《福建文化》3卷18期［李卓吾专号］，1935）。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李卓吾底思想》，《福建文化》3卷18期［李卓吾专号］，1935）。陈念萱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论近代散文作家》，《福建文化》4卷24期，1937）。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论述公安派的时候，也认为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页309，中华书局，1949）
总结1949年以前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注“五四”与晚明之间联系的大多是自由派，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他们本身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自然明白“五四”新文学承受外国的影响有多大。然而他们为了强调“五四”新文学的本土文化渊源，所以努力挖掘“五四”新文学的中国之根。他们这样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如过分强调传统而忽略了外来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使“五四”新文学顺利地进入历史，因为新文学只有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联结，才能获得社会更普遍的认可和理解，获得合法性。
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以嵇文甫等人为代表，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这一路向与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值今日，谈论晚明文学，大多依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三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一连串的政治思想运动，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论著，一般都强调新文学如何新，旧文学如何旧，二元对立，割裂传统。但是，史学界在五十年代关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却放出一线光明，即晚明与“五四”有建立联系的可能。
新时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过去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开始转向灵活多样，“五四”与晚明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王学左派”模式占主导地位。
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美的历程》页197，文物出版社，1981）。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适当延伸，但以李泽厚当时的地位，在新时期重提“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侯敏泽也开始反思“五四”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孔孟之道，主张个性解放，而中国传统中就有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偶像的传统，李贽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收入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张宜雷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它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五四”文学民族渊源初探》，《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王瑶作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也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发表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为新文学溯源的一项重要收获。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解放后，任氏长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无不代表了当时平民阶级的思想；并认为晚明产生的“左派王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和进步思想。到了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与中国固有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于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巨浪。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文学革新也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其来源有二：“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因此本书的结论是“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页217-221）。对比任氏三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的《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上的观点，变化是颇大的。
在寻找晚明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著中大多数论者都比较关注两者之间相同或相通之处，但也有人更关注其间的差异。冯至基本上对追宗晚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四”以来是受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人们才动手写散文，随后便在二三十年代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无人过问，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不要套用西方现成的文学术语》，收入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同年，他再次重申了这样的意见，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文学报》1984年5月10日。对冯氏的商榷意见有张国光《公安派——四百年前我国文学改新的一面旗帜》，收入《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87）。贾植芳一方面承认周氏追宗晚明的意义，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时间环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异”，由此导致了周氏消极的历史观——循环论（《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学术研究》1987.6）。张福贵、刘中树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1996.6）。这些论者注重晚明与“五四”的差异性，其用意是强调“五四”新文学的主要渊源在西方而不在晚明。
1986年，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等也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这些论调在国内引起不同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王元化(1988)从思想史的角度回应了林毓生等人，认为“五四”是否反传统，这是个涉及到如何理解批判继承传统的问题：“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收入王元化所著《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严家炎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对林毓生观点作出积极回应的一个，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为例说明，“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9）。1997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严氏更从文学到文化反思这个问题，认为持“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者，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存在。“特别到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已经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革”·传统文化——当前一场学术论争之我见》，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总之，必须区分传统中的正统与“异端”，“五四”反的是正统，而继承了传统中的“异端”思想。
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那“中断”或“断裂”论将无所依附；如果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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