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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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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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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已进行数年，海外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引入，国内学术界十分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章培恒、陈伯海、罗宗强等学者在《文学遗产》、《光明日报》、《文史知识》等报刊杂志上提出宏观研究，打通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注重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等观点。（1984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开辟了“当代作家谈古典文学”专栏；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笔谈》中，载有陈伯海《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章培恒《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罗宗强《并存、拓展、打通》等文；在《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又载有章培恒《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等文；在《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编辑部又发出《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启事》，倡导宏观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界开始注重与现当代的联系，注重从整体性出发的宏观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陈思和提出了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1985)，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5)（参看陈思和《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5），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狭小空间，使研究工作向当代和晚清延伸，并与世界文学相联系。从而使“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观念的逐渐转变，也有其国际汉学界的背景。过去检讨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等主张的“长时段”理论或许都给他们以启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者吴中杰发表《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3）一文，可以认为是与黄子平、陈思和等人遥相呼应。他认为应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含当代）连起来研究，构成一个大的段落，并认为近代文学的上限应提到晚明，而晚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文学的萌芽期，认为李贽和袁中郎都重视戏曲小说的文学价值，这在文学观念上是一个大进步，单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把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溯源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还是有些道理的”（吴氏的观点虽然同黄子平、陈平原等人的很相近，但他并不同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参所著《世纪交替与文学史断限》一文，载《文汇报》1998.11.6；另外，吴氏曾坦言自己的构想得力于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动力不只来自西学，晚明文化中的某些蜕变已孕育了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吴氏也曾有写作晚明至五四文学思潮史的念头。参见何四乔《生长在学术中的风景——吴中杰先生其人其学》，《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看来，吴氏基本同意周作人对新文学溯源的研究。
朱德发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把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很显然的，作者也是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的，作者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焦竑的“性灵说”都是以人为思考中心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有着内在的脉络，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思，反映了新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获得解放的时代心声（《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齐鲁学刊》1991.3）。
陈平原(1992)从柯文的“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出发，赞成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能完全成功，关键在于绕过了本不该绕过的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没能够讲清楚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和具体途径（《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4月号。关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参看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周作人等忽视的清末民初，近年来得到了普遍重视，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可参看李欧梵《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所著《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我们注意到，过去一般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关注较多。近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尤以章培恒和陈伯海两位最为突出。章氏力主宏观、微观研究相结合，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终篇专列“向新文学的推进”一章，认为“五四”新文学“其基本的思想特征可以归结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倡导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亦即“个人的发现”的产物。而“人的发现”一直贯穿元明清文学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晚明李贽、袁中郎等人的理论，“都是把文学视为真实的个性与情感的自由表现，而排斥一切与之相妨的因素”；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部分主张“确是和性灵派的诸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基本主张相通的”。因而认为“把五四新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理解是很有必要的”（章培恒、骆玉明《向新文学的推进》，见《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又可参看章培恒、谈蓓芳《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6.4；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1；章培恒《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2.6）。章氏还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纲》，在导论部分再次重申了这些意见。
陈伯海主编的《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对晚明以迄现代的文学思潮进行了总的梳理，认为“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和转化着眼，把四百年思潮作为整体流程来看待，是确有根据的。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人文精神及其文体风貌两个层次上”。并认为晚明人文精神包含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二者互相结合，确立了新文学的人本核心。二者之间的变化，又引起了文体风貌的变化，那便是雅俗对流的新局面的出现。由这种对流所产生的文学样式，包括俗化的文体如公安体等和文人化的戏曲小说如《牡丹亭》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雅文学和俗文学，而逐步具备了向新文学过渡的素质，再同“西化”促成的中西对流相结合，便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风貌（《导论——自传统至现代》）。
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应该说“五四”与传统文学的关系问题，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五四”与传统之间不可能断裂。而且，大多数学者认可了“五四”新文化与晚明文学思潮的重要关系这一命题。
五
由于“五四”与晚明之间的联系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一大话题，受其影响，晚明文学研究自然成为“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有着浓烈的“五四”色彩和“五四”情结。研究者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心目中都会有一个“五四”新文学在，个人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等人们评价“五四”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地投射到研究对象之中，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晚明文学的价值是在“五四”新文化视野中发现的，或者说是“五四”照亮了晚明。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者众多，但不论持何种观点，有一点堪称共识，即认为晚明文学思潮确实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相异的新倾向、新特质。至于晚明文学思潮的性质，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称之为文艺复兴，或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或称之为启蒙运动，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称大致转用当时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的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五四”时期又与中国新文化联系起来。1919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杂志宣扬新文化，他们向胡适征求英文刊名，胡即名之曰"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做过多次讲演，介绍新文化运动，后结集出版，其名即为《中国文艺复兴》（参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附录“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可见胡适也是一直把“五四”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后来周作人便以“文艺复兴”转评晚明文学，而旧派文人如钱基博在他的《明代文学》(1933)也称中国文学之有明，犹欧洲文学之有文艺复兴。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总体是趋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李欧梵认为“五四”要比拟的话，用浪漫主义运动取代文艺复兴也许更合适。因为，“五四”和欧洲的浪漫主义都同样代表着对古典传统的反动（李欧梵著，陈平原译《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2）。较早用浪漫主义概括明中后期文学的是任访秋、林语堂和朱维之等人，任访秋在他的《袁中郎评传》(1932)中即开始把公安派和英国浪漫派相比较了。林语堂称袁中郎为晚明浪漫派文学之健将（《袁中郎全集出版预告》，《人间世》7期，1934）。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开明书店，1949）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出过三版，在三十年代中期初版中，他就把明后叶至清初的文学称为浪漫主义（《自序》）。
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等为挽救民族危机，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张申府认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可以看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是在三十年代得到确认的。此后，许多学者，特别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多认为“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侯外庐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用启蒙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照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九十年代，萧萐父、许苏民出版《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也大致以启蒙思想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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