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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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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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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参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八，上海远东出版社）。正是“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投射到晚明文学研究上，因此晚明文学在研究者眼里也就出现了多重含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概念被频繁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十年代以来，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又有新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五种社会发展形态是全人类必然要经历的，那么中国当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一文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大致可以认为是为毛泽东这句话作注脚。关于萌芽出现的年代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和明清说，其中明清说影响最大，这也对晚明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学说和嵇文甫“左派王学”说相结合，几乎左右了数十年的晚明文学研究。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运用。
大陆、台港学者对晚明社会形态性质的提法有所不同，大陆多持封建社会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而一些台港学者则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往往过分重视所谓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于是‘资本主义萌芽’成了一个用得最滥的名词。从小说的流行到山人的兴起，到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无一不可用‘资本主义萌芽’解释之。”（参见周质平《读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湾《九州学刊》3卷2期，1989年6月）可见他们明显不满这种提法的泛滥化或简单化。随着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大陆也有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传统提法有所怀疑。如徐朔方认为马克思从欧洲社会发展史得出五种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制度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东方社会，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明代社会是否属于封建社会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他对于把小说、戏曲兴盛的历史原因，归之“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说，持慎重的怀疑态度，表示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公认的新说出现前，将尽可能不用这样的说法”（《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市民”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统治着大陆晚明文学研究界，甚至是许多论著的理论基石，假如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或者被推翻的话，它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是有代表性的个案。它不仅是研究晚明文学的影响史，也不仅是一种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疆域的尝试，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看，这论题的本质是“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五四”运动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而又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五四”与传统文化的确切关系、传统文化结构内在的复杂性及其各种因素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影响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纷沓而来。总之，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和接受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研究的显隐起落、云谲波诡，典型地折射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人事代谢。这种研究的时代色彩、研究者的个人主观色彩、政治色彩都非常强烈。在许多研究中，对于价值判断的关怀往往超出而且先于对于历史真相的追求。历来这种研究，更多地是在宏观层次上讨论的。在我们看来，还应该从更具体的、更实在的文学现象上去研究。比如，晚明文学中的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晚明的文学批评，晚明诸位作家诗人，分别对于“五四”新文学在哪些方面、对什么人物、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应该在大量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有更多实证性的研究。相信未来的研究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走向实事求是之学，还原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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